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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4）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

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说：

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天津日报》，1964年1月17日。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

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对周明山的报道。。

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子女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人士、著名演员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

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