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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任锡章还是很有闯劲和比较廉洁的，有点执法如山，六亲不认的劲头。这样一来，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仇检队”，老板们要当菩萨供着。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纷纷向任队长靠拢，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联络感情，表示友好，于是，任队长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大红请帖，吃喝玩乐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叫任队长还嫌不够尊敬，前面必须加一个“大”字。这位官职不高的“大队长”居然跻身于赣州权威人士之林，无论走到哪家商店，全部起立招呼：“任大队长！”他要买什么高档货，只要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要派人送到公馆给队长太太亲收，钱么，不肯收，一定要付，也只收成本不赚一分。而这位大队长呢，经不住哄经不住捧，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任锡章在屡屡受到这种诱惑攻势之后，渐渐改变了初衷。

不法商人拉“仇检队”下水的头一招是“请吃”；“仇检队”落水的头一脚是“吃请”。任队长的桌上，经常送来金字红帖，一张嘴巴吃不赢，便带队员去吃。刚开始，“仇检队”吃完酒席，抹抹油嘴回去以后，照样执行任务：翻包、查账、贴封条，照样罚款、坐牢、戴高帽子游街。这不是白请了吗？商人们感到冤得慌。

但是，商人不相信“仇检队”就油盐不进。他们使出第二招：送礼。先向仇检队的队长、队员奉送小件日用品，一次碰钉子，送二次；二次碰钉子，送三次；第三次碰钉子就换个花样，巧借名目，例如，借逢年过节、生日、办喜事等机会，送点喜兴的人情之常的小礼品。这一招管用，小小的礼物收下了，大的也就跟着来。

把“仇检队”的裂缝撬开了，商人们又搞出两个新花样来糊弄“仇检队”：一曰”验样”，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检完样，就顺理成章地放在队长、队员的公馆里长期“保存”下来。二曰“赊购”，仇检队长、队员们，在各大商店无形之中取得了记账赊购的权利。物品包好了，付款时说声：“哎呀，没有带钱来，明天送来行不行？”其实明年也不会送来。商店只好记一笔倒账，自认晦气。仇检队的队长、队员们拿顺了手，吃甜了嘴，胃口越来越大。商人们高兴得很，欢欢喜喜甘心情愿地去喂这个胃口，把“仇检队”的缺口越撕越大。以后，“仇检队”检查仇货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甚至两只眼都闭起来，视而不见，“仇检队”形同虚设。奸商们有恃无恐地贩卖“仇货”。因而冒充中国货的东洋货得以自由流通，畅销无阻了。

贪心大张的任锡章终于在自掘坟墓了。

因为“仇检队”是个肥缺，专署情报室行动组长蔡百里垂涎已久，早就想取而代之。加上姓任的恃宠而骄傲，直接同蒋专员联系，连特务室主任杨明都不放在眼里，至于姓蔡的就更不在话下。蔡百里明知任锡章捞到了油水，可任硬是点滴不漏，连请客都没有请过他。这笔账他记在心里。

蔡百里是赣南的第二号特务头子（第一号是杨明）。他在全市各大商号、工厂、机关、团体都收买和布置了眼线，手下的义务报信员遍布赣州市。他们通风报信，耳目灵通，暗中网络比任锡章的宽广得多。专署情报室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和治安，但在抗战时 期，也有查缉走私和侦破汉奸歹徒的任务。任锡章进入了蔡百里的视线，蔡百里决定要找任锡章的麻烦了。由于走私猖獗，“仇检队”的名声也开始不好听了，情报室要过问此事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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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2）

任锡章得意忘了形，一不小心就自己撞上了枪口。

有一天晚上，艺乐京戏院著名红生刘奎英唱正本关公戏。任“大队长”乘着酒兴带来了夫人和众“虾兵”，招招摇摇地来到虔州第一台（即艺乐）去看戏。到戏院时，快10点钟了，任在白天本已经派人去打过招呼，指定要第一排正中间五个位子。这时他看见那几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心里就大不高兴。戏院总把闸吴癞头连忙出来好说歹说，连哄带催地劝那些人让位子，那帮子人很不乐意地勉强起身，给加凳也不坐，冷笑一声赌气跑开了。当时，任锡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可是，这些小人物都认得他。其实，占据座位的人物来头并不大，乃是广益昌商店的伙计汪美宝，而任锡章则是同广益昌有些爪葛的，有辫子抓在汪美宝手里。

小人得罪不得，也活该任锡章倒霉。恰好汪美宝同特务室的情报组长汤觉吾有些交情，经常同汤到戏院去看白戏，这家戏院进，那家戏院出，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