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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报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绪，正是要紧时候，却要躺下来，真是既不甘心，又实在无奈。自1955年从事原子能工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岗位。

去疗养院刚刚十来天，从环境到心境刚刚有了一些安静，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又使得刘杰坐卧不宁，归心似箭。

刘杰说，两年规划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压力也是蛮大的。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承担风险，那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到应该这样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风险。我离开北京后，刘伟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里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根据罗总长的指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来部里检查工作，组长是刘西尧，并把与此有关的部计划局一位工作人员给总理、总长的信的内容及总长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绍。乍一听，我感到有点突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细一想，上级派人检查下级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当时有一个计划局的同志，向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反映二机部的管理落后，生产率很低，而且提出这个两年规划看起来缺乏根据。类似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冒出来了。那时我在疗养院住了12天，我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广东，我去见他，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解了解二机部的工作，大家提点意见也有好处嘛。当时我老伴也到广东了，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就考虑，不管怎么样检查，最要紧的是从头开始。矿山怎么样，两年规划再好，你这个原料出不来总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车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银寨吧。我在金银寨呆了两天多，看看这个矿山究竟怎么样。恰好那个矿山进展得还可以，但出现了粉尘问题，出现了矽肺病。我到矿山矿井看了看，哎呀，按规定这个打钻是要先开水，再开钻，可是他们为了抢进度，没有开水就开钻，因此粉尘就出来了。这粉尘还不同于一般矿山的粉尘，它是带有放射性的粉尘，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带了口罩，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立刻召###议，我说我以部长的名义，限你们三天之内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先开水，后开钻，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果然，三天以后就改变了，大家对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刻。那时联合工作组的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先是在部里各单位了解情况，然后再下厂，到下边去看。刘西尧把检查组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个组看厂子，还有一个组看矿山。

印两年规划是在一个地下室，铅印工厂，有专人监督。怀国模说，写信告刘杰的人是计划局的程鹏，程鹏是监督印刷的，看到了规划中的一些内容，自己觉得有问题，就写了信。他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完全是出于好心，就是现在看也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给人教训太深，不能再吃这样的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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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为什么代号叫“596”（2）

中央接到程鹏于1962年12月30日午夜写给周总理和罗瑞卿的信，大致内容是反映二机部管理混乱，心中无数，计划编制是拍脑袋臆想，数字游戏。这样的计划用以指挥生产，非瞎指挥不可，以其向上级汇报是不自觉地欺骗上级。三天后，罗瑞卿批示说，来信所反映的，尽管具体情节可能有出入，但可能基本上是事实，而且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过去对二机部的工作还不摸底，请由国防口会同国防科委指定得力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切实检查一下二机部和各职能局的工作。根据这一批示而成立的工作组，由刘西尧任组长，刘柏罗任副组长。

刘西尧说，1963年，刘杰到广东养病，二机部有个程鹏，向中央写信说原子弹两年之内搞不出来。刘杰不在家，刘伟拿不出主张，钱三强也不很肯定，中央就决定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由我当头，刘柏罗、李光、赖坚这几个人参加。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先前我和张爱萍带了几个人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回来以后打了一个报告，肯定了原子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来的。但现在一些人却又有了疑虑，中央不放心，就派我们再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因为已经跑过一趟了，对二机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先在北京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底下检查。去外地分了几个小组，先从包头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