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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南大学(2)
1921年9月,在陶行知、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的邀请和安排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乘船抵达上海,这是继4月刚离开中国的杜威博士以后,又一位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造访中国。关于此行目的,陶行知期望:“诊得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9月5日,孟禄由上海下船,受到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的迎接。9月7日,孟禄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沪江大学并游览吴淞。此时,东南大学已准备作为东道主之一热情接待这位世界最著名的教育权威、东大和南高师许多教授昔日的师长。在陶行知的推荐下,陈鹤琴负责此次重要的接待工作。此时,他的职务为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陶行知于1921年6月6日写给郭秉文的函中称:欢迎门罗(按:即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主持。
……
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午抵宁。《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22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禄一行到达南京后,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热情接待。欢迎会上,陶行知亲自担任孟禄的翻译。陈鹤琴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于11月底陪同孟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继续考察、讲学。在江苏,孟禄应邀在江苏教育学会、苏州第一师范分别发表《共和与教育》、《旧教育与新教育之差异》的讲演;在广州,孟禄应邀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平###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报告;在天津,孟禄与张伯苓见面时,陈鹤琴担任陪同与翻译。据记载,12月5日孟禄在沈阳拜会了奉系军政首脑张作霖,王卓如、凌冰、陈鹤琴、汤茂如等陪同。在北京期间,孟禄与来自中国各省教育界代表讨论中国教育和学制改革问题,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中小学学制、普及问题、乡村学校、学校对社会之关系与对旧式私塾之关系和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的规范和师资培养、###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承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参加会议者为自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指定教育学术团体代表、有关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及特邀代表共千余人。对于孟禄此次访问,国内文教界给予了极大热情和期待,几家著名教育刊物出版专号,在教育界形成“孟禄热”。孟禄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教育和旧教育,完全立在反对地位,第一种革新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按:原文democracy,意即###)的精神。旧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7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关于孟禄此次考察访问意义和对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陶行知曾作过以下总结: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实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0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这次考察访问结束前,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大团体合并,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选举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袁观澜等9人为董事,聘请杜威、孟禄为该社名誉董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定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具体负责该社一切事务;通过由陶行知、马叙伦等起草的社章,确定“本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设址于北京羊市大街(今白塔寺大街)历代帝王庙。陶行知曾记载:本社成立之初,曾假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临时总事务所。嗣赖熊秉三(按:熊希龄,时任内阁总理)、孙丹林(按:时任内务总长)二先生之力,由内务部将西四牌楼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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