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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二月河说；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山里还盛产药材如藏红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参见《乾隆大帝》之2《夕照空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73、76）。

＇3＇　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郭成康：《清通鉴》卷一二八。

＇5＇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

＇6＇　【法】容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页760。《实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钦天监监副刘松龄年老乞休。得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清高宗实录》，卷944。皇帝的“关怀”对刘松龄来说，也许恰是一种压力与无奈。

＇7＇　如戴逸曾提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或争执双方彼此让步，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11；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页372。

＇8＇　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北京，1995年。

＇9＇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43。

＇10＇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262～263。

＇11＇　参见保罗·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页763。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页201。

＇14＇　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页20。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