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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也远远不是草根立场那么简单。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是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翁，面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或许，从宏观上而言，国企重组，工人下岗，是工业改革推进的必由之路，但相伴而来的，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的现实问题，却不是轻轻松松能够解决的。当个人命运、个人前途与改革命运、社会前途不合拍的时候，历史喜剧的车轮之下往往是一个个个体的悲剧，而个体的悲剧整合在一起，又往往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历史命运的多义性。对这种多义性的挖掘和探索，正是文学的用武之地。在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中，“下岗工人”这个新兴群体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还是一个新课题。曹征路用自己多年工人身份的经历，用置身深圳这个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带的见闻感触，敏感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并由中篇而长篇，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个体走向多层次、多内涵的“劳动力”群体，走出了一条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文学之路。

刚刚问世的《问苍茫》，被称为“像报告文学的小说”，这是对小说扎实的生活基础和秉笔直书的叙事态度的高度赞赏。部分章节在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当代》杂志刊发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小说从发生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写起，将老板、执行经理人、工人、劳动局的干部、知识分子等各色人等编织而成的现代劳动体系之网，丝丝入扣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劳资矛盾是推动小说叙述的全部动力，而在劳动力群体中寻求与资本对话的中坚力量，从而达到社会生态结构的再平衡状态，则是小说全部的主旨所在。尽管，以一部小说的弱小身躯可能承担不了这样宏大的社会责任，也难以开出什么药方，但文学敏感于社会变迁，并敢于和能够对宏大的社会生活发言，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弥足珍贵。

阅读《问苍茫》这样的小说，直冲到面前来的是坚硬的生活质地，不可回避的矛盾纠葛，以及让人感同身受的现实气息。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做底，有深厚的现实关怀为根，作者驾驭起矛盾来显得深思熟虑，有张有弛。小说大致分两条线索行进，一条是台资企业内部，一条是企业所在的幸福村。前一条线索中，进城的农民工、内地来的工人、国有企业的下岗书记、投机分子共同构成了劳方，而他们与资方多层次、多侧面的纠葛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资本运营的牟利本质。后一条线索中，大学教授、劳动局的干部和村长组成了一条亦官亦商的经营之道。两条线索互相补充，互相衬托，凸现了中国式劳资关系的全部丰富含义。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其身份本身就戏份十足的人物，比如已经成为“工贼”的私企“书记”，比如变成村长的笔杆子的大学教授，都在各自的利益链条上认认真真的经营，最终发现他们只不过在资本的大手上翻了跟头，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价值。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或许在这个轴心的作用下，劳动力一方寻求个人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说中每个个体的身份变化，反应的都是整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在以点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鉴今的叙写中，《问苍茫》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变化，它既可以作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深刻总结，也可以作为*《资本论》在中国的文学案例。

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时下温软的“耳语式”写作之风泛滥，越来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边现实主义”和“个体现实主义”，“底层写作”越来越失去生活基础和情感根基，变成“诉苦文学”、“安慰写作”，日益失去批判的声音。而曹征路始终严肃地、卖力地秉承着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他深刻体察社会现实、批判认知底层生活，忧患一个阶层的变迁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他在表达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时候保持着高亢的音调。“文学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美学的和历史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等等，这些关乎文学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话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因为《问苍茫》的出现而拥有了新的内涵，也理应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问苍茫》的创作完成于2008年10月，出版时间在2009年年初，联系全球金融海啸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冲击，不禁感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敏锐触觉。而在《资本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热销狂潮，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红色文学重新流行的背景下，再来看《问苍茫》，会惊喜于它的强大的预言效应，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