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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得菲律宾著名于亚洲的麦格塞塞奖。1972　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说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他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在抗战胜利后我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舜畊，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6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1）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