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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俞鸿钧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周雍能（1895—1986）与孙中山、蒋介石渊源都甚深，曾任职于蒋侍从室之前身——北伐总司令部秘书处，是蒋总司令之秘书兼文书科长，［陈立夫为机要科长，先父嵩庆公的挚友陈舜畊则在陈立夫之下任科员］。由周引荐，俞担任市府之英文秘书，兼任宣传科长，后代理财政局长，在吴铁城任市长时（1932年）任市府秘书长，从此进入国民党政府高层。1936年吴铁城转任广东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长，旋真除，在上海前后十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派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但当他飞抵重庆时，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发表他为财政部政务次长，使他两头为难，至晋见蒋介石委员长时据实报告，得蒋指示任财政部次长职。从此，他转跑道到财经界，也奠定了他日后与蒋介石之深厚关系。不久，又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次年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行宪内阁成立（翁文灏组阁），他辞去财政部长职，专任央行总裁，把黄金密运台湾即在此时。

赴台后，俞复任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至1958年又担任行政院长，1960年以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蒋介石总统所颁褒扬令中提道：

……赤祸再起，凡域弗宁，乃能不避艰难，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厥功尤伟。……

这里的“保存元气”，就是把央行的国库黄金银圆（银锭）及美钞运存台湾，奠定了新台币发行之足够的准备金，以及开创台湾的傲视全球经济成就的基础，为海峡两岸未来华人世纪拿出亮丽成绩的首发先行者。

总的来说，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到台湾后，由于某项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蒋之“不愿为之祝寿者”（台北《传记文学》2007年9月号），更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民国史里无公开资料显示蒋为何对他印象变坏，但《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9日记下：“……商业银行李馥生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此外，蒋1949年9月日记：“……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10月1日：“……乃今经儿赴港挽之同来……”10月3日：“……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等到台湾局势稳定后，蒋对俞在最艰难时期不辞而别或难以忘怀。后文会提及，另外是否与央行黄金账目不明也有关？尤其是军费黄金的90万两，到了厦门经先父财务署同仁仔细一清点，竟然多出9万多两。先父一心只知涓滴归公，完全不懂其中深意（或许是上海商界的习惯，含一成佣金在内），还以为是央行糊涂。更糟糕的是，先父没领会到一番“好意”反而报告了蒋介石，如是因此而被列入“不愿为之祝寿者”，那么先父应该负部分“责任”。推想，蒋发现央行的“糊涂”恐不止军费黄金部分，如下文所述，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黄金数，从公开的资料看就有两个数目（57万两与55万两相差近2万两）。第三批汤恩伯经手的20万两相差更大，另有40万两之说，更有甚者，1948年九十月里，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圆、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这给了蒋介石可隐藏部分金银外汇作内战军费的机会。因而，央行黄金总账，时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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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中央银行档案沉海底？

据曾任台北央行发行局长（1990—1999）的钟光新在2008年11月告诉笔者，央行内部信息是，发行局的档案在1949年已沉入海底（按：此船即下文提及的“太平轮”，确有部分央行档案在1949年1月27日沉没）。但是否有关键档案则尚有商榷之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