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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将军所言，倒也实情。”张煌言先点头认可，再扭头看了看身边一地的尸体，非常严肃的说道：

“张某职位虽比你低，但因为身兼军备输援土耳其的重任，手中权力，足可以先斩后奏，今日张某留你性命，等待大帅回返，你可知为何？”

“大人有话便说罢，田某知道自己犯了死罪，能在大帅手里超生，全靠大人成全。”

“张某不杀将军，其因有三，”张煌言再次起身，端坐在矮墩上面，刚才是心理攻势，现在就是要代表法律来正式解读了。

“其一，军人的事情，由军人自己解决。文官最好不要乱插手。此乃吾师水溪先生戴羲教诲。我大明之所以弊端丛生，就是以文官治御武将过多、过杂所致，国家法度，文臣自当要维护。但能由军界内部处置的事情，文臣最好不要管得太多。不过总要有个度量，如何才能管而不繁，实在是头等难题。”

“今日同样如此，大帅如何处置田将军，张某绝不插手。”

“其二，田将军刚刚所言初衷，也是张某不杀你的原因。张某要让将军安心上路。否则非但将军不服气，就是整个咏归军、整个大明军卒也都不会服气。偏偏刚才田将军只想见大帅，不想与张某言语，张某只好等。”

“国家养兵，与国家养士不同，士人，究竟不用上战场，四体不勤之人，从生养到死来，又有何妨？但军卒不同，体不健，不能挽强弓。气不壮，不能上阵仗。若要雄师百战，就不能让那些老人入伍。所以养兵千日，却不能养兵一世。只是常备兵种，方才是国务之要。这么说，将军可认同？”

“唉，”田雄长叹一声，这道理说的越开，就越是伤心。但身为文官，却能说出这番话语，老田也没什么可不满的。索性听张煌言继续说下去……。

其实张煌言、堵胤锡这两个人的身份地位都远远低于田雄，但在大明监军旧制下，低品文官杀高品武将的先例，并不算新鲜。不过张煌言现在的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在行政机构没有完全替代军管制之前，田雄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在文官手中。是生是死，都必须由黄得功来决定。

同时，国家的弊端也确实很明显，田雄的担心，未尝没有道理。人家当打之年，国家当然要养，而且很多兵痞行径，国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等到这些军卒老去，对国家没用了，国家不再依靠这些“年轻人”来拱卫的时候，杀，也就成为摆脱高昂成本的唯一选择。

就好比一家商会，小学徒的工钱就是管吃管住，可等小学徒变成了老师傅，工薪、地位都对老板产生了威胁，为了降低员工成本，开除，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历史上很多开国武将，都很难得到善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老了，被他们一手带出来的百战英豪，也都老得举不起刀枪了，于是咔嚓一声，一了百了。

这么做当然太过卑鄙。可有时候，国家政治中的阴暗面，比这些还要卑鄙。

那么，如何才能让国家政治在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同时，不再如此龌龊、卑鄙、可憎呢？

这就是黄宗羲、张煌言、堵胤锡、刘惟敬、刘梦云为首的新儒家主义者，所担负起来的历史重任。

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士、农、工、商，皆为国本”的理念，大力缩减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社会地位并不是以金钱衡量的，但人们抛开了金钱，道德又无从谈起。所以士人、商人地位的高高在上，并非什么天方夜谭。关键在于农、工阶层的地位问题。

士人掌握了道德、文化、政治上的资源，商人则集中了经济资源。那么作为最广大人口基数的工人、农民，如何才能切实提高他们的地位呢？

说起来很难，做起来很简单。技术。

算盘、刺绣、锻造、酿酒、制糖、造纸、以及农产品的再加工，这些都是技术。包括像田雄这样的弓箭手，只要你可以百步穿杨，就都是技术人员。而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就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技术，能在中国人面前永远保密。

全才科举、分科取才，以国家征选吏员为表象，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性工程：

通过门类多样的技术来遴选人才，这些人才既可以当然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备选库，也可以凭借“高中丙榜”这样的人文概念，切实提高其社会地位。

而当国家以政府权威普遍施行丙榜考试体系，并据此建立技术普及教育制度、厘定教材、划分学院级别之后，自下而上的科技研发基础，也就相应出现。

丙榜人员是各类技术的佼佼者，这些人既不属于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