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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恢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青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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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2）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