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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我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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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网”（3）

我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家里没人，我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大部分人拉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很快趟过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我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我说：“唉呀！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我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我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我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杜敬他们，毕竟是本地人，又是男人，地方熟，有主见，拼死拼活，总算闯了出来。如果是外乡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难了，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刘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电视剧前夕，抽时间接受了采访。

以下据采访刘燕瑾记录。

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