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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的农场干部，无疑是有震慑威力的，但它毕竟不是法规，而且下面一旦具体执行，就有松有紧了。

从1965年农垦部党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省湘阴杨林寨、江永县回龙圩、铜山岭、桃川等4个农场歧视、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严重问题的检查报告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能有效制止该部所属农场中此类犯罪事件的发生。当时中央对此问题所作的批示说：

农垦部这个检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法乱纪、干部压迫、剥削青年，对下乡青年生活漠不关心。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把这些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整好，那么，这些农场的领导，就永远会同贫下中农、同下乡劳动的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就不会办好社会主义农场。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6）

批示还要求各地把所属农场的工作都检查一次，对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应在查实后严肃处理《###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湖南有些农场干部###下乡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65年5月20日。。

从这份批示看，即使是中央，对下面干部的这些作为，也没有明确认为是在犯罪，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既然严重违法乱纪、压迫剥削青年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官僚主义”，至多也不过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那么干部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农垦部对于这类问题，还是重视的。它所属的国营农场，毕竟属于“王法”可以管得到的地方，而在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地方农场，问题则更为严重。即使在中央有关文件发布之后，仍然是“尚未引起领导重视”。按照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4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既不上报，也不检查处理。还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严重污辱和###下乡青年的案件，不告不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议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可见，在其他有些地方，问题可能比农垦部所属各国营农场更严重。

这类问题在农村生产队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除了像农场一样对知青政治上歧视之外，主要表现在与社员同工不同酬、劳动强度大和女青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几个方面。亦即如当时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底分”过低，加之生产队派工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生活不能自给；有些年少体弱的青年，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而影响健康，特别是有些水田地区，百分之###十的女青年患妇女病，甚至发生死亡事故。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民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已经十分贫困，但有些地区的知青，甚至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不愿知青分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城里人”的一种敌视心理。有的地方对知青在劳动上要求过急过高，甚至专派重活给他们干，理由便是“让他们尝尝当农民的味道”。据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如陕西扶风县黄浦公社89％的回乡青年口粮都比一般社员低，而且质量差。又如不少地方给知青的自留地分得很少甚至不分，有的地方按社员一分五、知青一分的标准分配自留地，甚至如安徽肥东县电站大队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回乡的4名知青，到5月还没分到自留地。还有很多地方的知青，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住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或仓库甚至马棚里。

插队女知青与农场女知青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央文件谈到：

现在，有不少下乡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早婚的很多，对他们的进步、劳动影响很大。应该加强晚婚节育的教育。有的地方发生过逼婚、骗婚、污辱妇女的现象，应当及时处理，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类问题。《###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1964年4月24日。

如果说国营农场尚有国家的纪律管束的话，对于农民，则连这点约束都难以奏效，事实上直到“###”以后，对于下乡插队知青的处境，始终无人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7）

总之，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为了能够将这场运动顺利地、长期地进行下去，国家就十分重视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种种政治、经济的大原则的制约之外，关键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知青无法将保护自己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