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页)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