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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作了表示，现在应该是她履行诺言的时候。

我把需要邓顺茹证明的内容，经过仔细考虑，这样写道：

本人起诉的江拖劳动争议案，现正在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经过我在厂组织部的一再要求，刘焕宇部长同意了我回校上班，我立即到校报到，经过多天的接洽，校长夏振川说无法安排，并请邓书记作证，他负责到厂组织部交涉，让我把编制挂出到人才中心，当时邓书记也在场答应作证。我隔天到校没有找到夏，但留下了电话号码给邓书记。

这一情况法院要求予以证实，希望邓书记能履行当时的诺言，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把这一情况予以证实。

我带好材料，来到已经划归市教委管辖、改名为南昌市育英学校的原江拖子弟学校。

学校的旧教学大楼已经拆除，建了一栋新的教学大楼。书记仍然由邓顺茹担任，夏振川退休时学校还没有划出，人事关系仍然在江拖，他的校长职务，凭着其能耐早早安给了其小舅子担任。

邓书记看了我写的内容，进退两难，吱吱唔唔，在口头上一会儿答应作证，说是有这个印象，不要说是一个领导，就是一般的公民也有这个义务；一会儿又想推脱，说当时好像已经开了学，安排不了，现在要作这个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一下，夏退休后，到外面搞投资办学去了。

最后，邓答应会在几天内回我的话。

我心想，当时是一月份，开什么学？现在要她作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夏振川怎么可能会让她作这个证？她无非还是不大愿意作证。

这时我也不愿跟她多说，只要她能够到庭，到那时也不怕她不说真话，在事实面前总没有那么容易蒙混得过去。

我在其办公桌的台历上，留下了我的传呼机号码，说这两天等她的消息。

二月十六日，齐法官说法院已经确认开庭，要我再交2040元钱的诉讼费。

我的心很沉重，记得国家法律有规定，这种由于法院在适用法律上造成的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时不需要再交费。可是，齐法官硬说凡是个人要求再审的案件都要再交费。并且让我留下了笔录，着重注明如果七天之内不把钱交来，将被视为放弃再审，我不得不答应，但在笔录上表示要把情况了解和落实一下再来。

我感觉到经济压力非常之大，弄得不好，很有可能会白白地又要送掉这两千多元钱，那加起来就是四千多，何况我的经济现状已经是相当紧张，有什么办法呢？但如果真能够开庭的话，我也认了。

虽然如此，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压力归压力。晚上我在翻阅材料时，渐渐恢复了平静，信心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人生能有几回博？艰难的生命旅途只有靠自己去拼命克服，何况该官司不一定就是我输。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就算自己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砸吧，至少也表示了自己没有屈服。

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着自己的诉讼材料，事实胜于雄辩。上面字字有力，句句有理，虽没有掌握多少书面的证据，但铁的事实存在，足够其心惊，除非对方在法庭上没有一点理性。

若真能够开庭，说实在的也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对方阵容强大，而我却连一个律师都请不起，势单力薄，在许多方面除了客观事实和激动的倾诉，据理力争，没有更多的优势。

但想到那张没有公章的决定，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它是有效的，又增强了信心。把这张决定书拿到桌面上来，到时大家还不会认定是谁都弄得出来的一张废纸？

既然决定无效，那我就是胜诉。

二月十七日，我在江南都市报看到一则类似我官司的消息，题目是《除名未见书面通知——…当事人邱某把单位推上法庭》，内容是：

南昌市第二运输总公司，1993年1月聘用正式职工邱某，为该总公司南钢公司机务副经理，同年6月将其解聘。之后，邱未回原岗位报到，1996年7月该总公司召开第七届职代会第五次会议。对邱以擅自长期离岗又不办理任何手续为由作出予以除名的决定，但未以书面形式通知邱。1997年1月，邱得知被单位除名后多次向领导申诉，去年8月，邱向南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其超过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为由，驳回邱的仲裁申请。

去年9月29日，邱愤而向东湖区法院上诉，又被驳回诉讼请求。邱不屈不挠，又上诉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