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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