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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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