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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越南同病相怜

乍一看，日本在当时更像一个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门槛的暴发户，与今天还在勤勤恳恳奔小康的越南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不过在危机爆发的很多方面，当年的日本与今日之越南可谓同病相怜。若是越南能早一些吸取日本经济危机的教训，或许不会有今日之忧也未可知。

对比两次危机，从问题产生和积累的根源上来说，美国都在其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在当年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美国对日本忽然出现在发达国家俱乐部里非常惊讶，索性认定日本是沾了美国扶植政策的光，靠不公平竞争才偷偷跑到欧美大哥前面去了，连引以为豪的“美国人的灵魂”洛克菲勒中心都被三菱财团收入囊中，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日本异质论”在前，泡制“广场协议”在后，甚至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也要日本来帮着扛。最后，日本的泡沫终于形成了，又“砰”地一声破灭了，洛克菲勒中心也只用半价就被买回来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此更加稳固。而在越南危机中，虽然没有直接看到美国的身影，但越南却是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流弹”击中，而汹涌输入的国际通货膨胀和之前越南难以忍受的盾升值压力，究其根本都是美国应对自身经济而输出通货膨胀，间接将问题转嫁给其他经济体造成的。

谈到对本币升值的敏感程度，当时的日本也同严重依赖出口的越南“心有戚戚焉”。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市场有限，必然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1983～1984年，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9�2％和35�3％。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日本对本币升值格外敏感。这也是欧美等国迫切需要利用“广场协议”这样一份“卖身契”来给赛跑中的日本添上更多负荷的原因。

果不其然，在“广场协议”基础上的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迅速削弱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更糟糕的是，日本当时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落后，产品除了价格优势，缺乏在科技含量、附加值等方面的竞争力。危机前，日本的主要支柱产业在二、三十年间几乎毫无变化，仍然是汽车、机电产品、钢铁、化工等，在技术引进方面仍然以消化、吸收、改良等渐进性创新为主。但是这些产业在日本国内已经产能过剩，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需求饱和状态，随后的日元升值更蚕食了成本领先的优势。在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开发和中央处理器研发等方面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这种产业结构的停滞持续不但加剧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其政治经济环境，也从基础上削弱了日本经济上升的后劲。

日元大幅度升值和产业结构的落后，使得在技术水平与经济实力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以美元计算的日本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外需因为日元升值而下降，内需又受限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即推高了物价水平，又将大量资金推向股市和楼市，进一步形成泡沫。加之日本实行了与当时货币情况不符的宽松金融政策，促使流动性持续膨胀，无论企业还是国人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业等“虚业”。从1990年1月初，日经指数在离4万点咫尺之遥后，调头大跌，到1990年10月跌到25194点，跌幅达35％；到1992年8月，跌到14309点，跌幅达63％；到1998年，达8000点，跌幅达79％。历史似乎已经重演——越南股市也正是2005年到2007年3月12日的两年多时间中狂涨了5倍，然后再一头栽落，在15个月的时间里下跌超过65％。

实际上，无论日本还是越南，在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些机会可以“逃生”，但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正确的调整政策，是由于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失误——对泡沫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充分的警惕。虽然1989年末的日经指数高达38915�87日元，虽然这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虽然1989年末最后一天历史性地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新高度，虽然日本股市高达80倍的市盈率将其他主要股票市场远远甩在后面，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对经济充满乐观，如果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想法，那肯定会被大家看成疯子。日本人常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论调：“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这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