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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又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

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

（此处略去2000字）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邪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的很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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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6）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索索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的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禾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飘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