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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5）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奋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榜样的力量（6）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