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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发展潜力等等都进行搜集和研究，通过种种手段去干预东北地区的重要人事任免，打压那些积极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的军政要员，扶植亲日的政客和军阀窃取权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高层突然出现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汉奸，如张景惠等人，很多都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从张作霖手中获取权位的。

日本还利用张作霖的暧昧态度，在东北各战略要地非法设置了领事馆、驻军、设警地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强夺战略要地郑家屯、驱逐长春的吉林驻军之外，还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聚集地区设置春晖领事馆等等。

日本方面所重视的战略要地，主要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考量的，特别是战略性的军事交通关隘，如郑家屯、锦州。此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煤矿、铁矿、盐田、木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也是优先抢夺要点。日本曾企图通过“二十一条”从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手中获取在东三省和内蒙东部自由租买土地的权利，但相关条约最终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可是，日本却轻易从张作霖这里私下得到了土地和矿藏的“商租权”。

1916年张作霖任督军后不久曾表示：日本要求的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政府的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光干不说地进行”。例如1916年4月，满铁公司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振兴铁矿无限公司”的名义控制了重要的鞍山铁矿。而正是这些铁矿，使得此类战争物资资源贫乏的日本，得以生产大量飞机、火车、坦克、大炮、机步枪和炸弹来持久地侵略中国。张作霖还以价值4亿元的“私有”土地，与大仓财阀合办“兴发公司”，合股经营通辽一带的农业和畜牧业。【张作霖“光干不说”的卖国，确实没有引起强烈抗议。此为当时国家体制和国民性格的一大悲剧。】

日本对这些战略要地和矿产资源的巧取豪夺，就像郑家屯事件那样，大多遭到当地民众或中国驻军的抗议或抵制，但最终还是由于张作霖当局的干扰和让步而纷纷得逞。在关于日本侵略东北的各种史学专著中，这方面的个案比比皆是。

日本在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之后，随即修筑铁路，将这些战略据点贯通起来，形成机动化的军事运输通道。在张作霖时代，日本千方百计利用其控制的南满铁路，以“南满铁路公司”的名义，在东北地区攫取路权。

日本在1913年利用支持袁世凯政府获取“满蒙五路“的换文之后，又于1915年通过“二十一条”迫使北洋政府签订《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使其成为满铁支线。1918年6月，又签订了《中日吉会铁路预备合同》。9月，《满蒙四铁路》换文。1923年底，又开始大力谋取“满蒙五铁路”。

私售路权是张作霖和北洋政府换取日本扶持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与导致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末代清朝政府出卖铁路权事件相比，这些路权获取和铁路修筑的非法和蛮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铁路网，正是日军为下一步以闪电战术大举入侵中国而预先构筑的最主要运输通道。张作霖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3）

怂恿张作霖争夺###

实际上，在1916年至1919年期间，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一度因出兵西伯利亚而放慢了，在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之后，日本方面仍一度保持这样的节奏怂恿这位“东北王”进一步介入对###的争夺，成为“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权坛。而这个过程，又将中国近代史上围绕###而进行的北洋军阀混战推向了最高潮。

在俄国革命动荡期间，也就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期间，北京段祺瑞政府采纳了徐树铮等人的建议，决定出兵防止内蒙古的分裂，并趁机收复刚刚被沙俄肢解不久的外蒙古地区。日本则怂恿张作霖推行“大满蒙主义”，趁机联合南方的孙中山等北伐军和冯玉祥等，对北京进行夹攻。

1920年7月，张作霖下令奉军第27师、第28师两个主力师入关，与直系联合，击败皖系主力，迫使段祺瑞于当月19日通电辞职，徐树铮等九人则逃往日本驻华使馆。###落入直奉军阀吴佩孚之手。【日本又别有用心地收留了一个被其整下台的流亡政客。】

史学著作往往将这次直奉战争解读为美英利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扶持直系打垮了亲日的皖系政权。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日本却利用张作霖为自己在北京政坛中抢回了一席之地。

张作霖不仅插足了###，还从战争中抢夺了大批辎重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