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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刘索拉说洪晃（一）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骂声吸引：笑骂中缠着自嘲和嘲讽，中、英、法文齐上的独角戏表演，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难怪她在任何照片上都止不住不笑。北京胡同里的粗话她能连串地往外喷，正喷着一个北京大妞的爱情故事，突然主人公用伦敦英文说起话来，故事一下就转出去半个地球，登时显得矜持保守，还带了些英国的冷幽默；正听得出神，她又换成了法文，马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狐媚子。一个故事她能讲出几国的花儿来。怎能不使听者动情。她怎么没去演喜剧？！幕布拉开，台中央放一把椅子，让她就坐在椅子上，大说特说，台下的观众全能被吸引住，比那些毫无语言游戏的庸俗喜剧好看得多。我马上开始煽动她去演喜剧，说一部有文化的喜剧是提高观众文明教养的教科书！后来我见到宁瀛，又开始煽动她，鼓吹洪晃表演才能，乃致宁瀛举机，这是后话。我甚至于曾希望能煽动出一个电视频道来由洪晃主持。能陶醉于女人的才能中，赛观花赏月。聪明的女人真正是世间的尤物！

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忙着处理两个关系的交叉，不可开交，但并不隐讳，每次见到朋友，都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不轨无德之人。我周围的朋友各色都有，对爱情关系的处理也各有千秋。人们习惯了面对隐晦，而不习惯于迎面的坦诚。对于洪晃的开诚布公，很多人都需要至少一秒钟的愣神儿，然后或称道或谴责或沉默或羡慕。她其实是一个喜欢挑战和挑逗的人，所以在她的杂志里常会有一些挑战和挑逗性的文章或照片。但那些杂志毕竟要顺从市场，所以她的“二挑”才能不能完全发挥在工作里。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的那种挑逗性放在一些时装和化装照片里，马上被杂志社的编辑们给否决了。现在市场还是喜欢无挑战式的挑逗，或无挑逗的挑战，二者不能共存。洪晃只好把她那种“二挑”兼备的才能肆无忌惮发挥到私生活里去。经商和演奏古典音乐倒有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要在一个集体中担任小螺丝钉，与集体一起转动，否则乐曲就散架。这使古典音乐家处理私生活和摇滚音乐家很不一样。音乐会下面的古典音乐家常更不拘小节和反叛，更喜欢放浪不羁，主要是因为在台上没得发挥够，顾忌太多，又要看谱子又要看指挥，还不能越位。而摇滚音乐家在台上狂轰滥炸，下了台后筋疲力尽，私生活倒简单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