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1/4页)

的上进心，这上进心是有强有力的责任心，就是说你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经给《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写过一篇文章，在谈到她父亲对她的影响时戏谑说：“我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那儿来的。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把三次都结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经济的，他能在课堂上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人家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他却退休了。”洪晃说他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特好吃”，她回忆，“文革时候一件特别乐的事就是，我爸从干校回来，晒得剧黑，骨瘦如柴。他满街找卖螃蟹的，后来找到一个专供外交人员的供应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那时还是黑帮，就全然不顾地混进去买螃蟹，因为他实在晒得太黑人家以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后就跟他说英文，他也就跟人讲英文，在特别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提了两大串大闸蟹就回家了。然后就特高兴，虽然他第二天要回干校，但他那天就乐呵呵的。”洪晃记得小时候她爸爸从来不带他去大公园，不去那些挤、闹的地方，比如去圆明园废墟，在那儿捡石头、刻砖，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妈呢，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绣花。你不可想像，问我妈买多宽尺面的布料，要什么样的袖子、什么样的领子，她就能给你做出来。她被隔离审查时一帮女的看着她，她把这帮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们都教会了做衣服。我妈也喜欢吃，但她更得意于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赛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饭店吃过的都没我妈做得好。”

洪晃说她父亲留给她的是一种自然、追求自由、无拘无束、什么也不顾的生活态度。而出于平衡，觉得自己过舒服了，她妈妈的影响就会出来，又会觉得做人不能这么舒服，不能对自己、对人家都不负责任，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骂的。所以，她的放松与她的沉重责任感经常反反复复地形成对立，当然，从本质上说，洒脱的力量可能远不敌责任的力量。

被派做小留学生

我十二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二十八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但绝对光荣。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二十八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么着，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