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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隐性侵权，而且随时有被抵赖的可能，在法律上不能成为证据。加上那份书面离岗的手续，仍在夏振川手里，这个关键的证据他不承认有，无疑给我的起诉设置了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当天写了申诉书给厂里，未被理睬。几年来一直在向省市有关部门申诉，直到市政府点名下了文件，江拖才终于有了一份盖了章的材料，尽管其遮遮掩掩，但难能可贵地承认了是协议离岗，侵权的事实已经形成白纸黑字红章，市机械局也盖章给予注明了日期。

至此，应该说人为设置的起诉障碍得以排除，符合《民法通则》中的诉讼规定。

二○○○年五月十日，我依法到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因我的住址和江拖的地址均在该区。

这时，我的起诉书所写的被告仍为前法人代表江建林，没有按照常规写现任法人代表唐方明。我也知道这样不妥，但我觉得违心的事总难做得出来，而事实上由于我没有得罪唐方明，这一点为我最后问题的解决，确实留有很大的余地。

起诉书的请求事项修改为：

1、恢复编制、调整工资，并同意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

2、补发1992年9月至2000年5月的工资及津贴，按平均每月450元计算，为41850元；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费按平均每月100元补偿，为9300元。

3、由江拖出款补办尚未续办的社会养老保险等，并承担诉讼费用。

立案室人员看过了我的起诉材料和证据，经过请示，获准立案，但需先预付2040元的起诉费。我咬牙回去筹好款，再铁心交给了法院，只要法院能够依法开庭，也不怕江西拖拉机厂不认帐。法院开了收据，嘱咐我一个星期以后，到民事庭去找相关的法官询问。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来到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庭，案件在一个叫程琳的女法官那里。她见了我说：“看了你的起诉书，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年纪蛮大的老先生，想不到你看过去却是这么年轻。起诉书的副本，我们已经送达了江拖，你在起诉书中所提到的那个刘焕宇也来了法院，我已经要求了他们在十五天之内把答辩状交来，到时我们会通知给你。”

我的心头一阵激动，法院总算是受理了，要不是国家法律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些权贵哪能会跟我碰到一起，同在法律的天平上来论理？但这毕竟是一个小小百姓与一个副厅级企业力量悬殊的法律较量，心里不禁又有些吃紧。虽说在心理上早有准备，但从社会的现状来看，自知力所难为。不管如何，自己还是有十分的信心，事情总是要了结的。

我没有去找任何人，一则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也请不起律师；二则自信有这个能力和充分的理由，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有理走遍天下”。

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美。

几天后，我的左胸皮肤上出现一个个红印，连成带状，十分疼痛，极难忍受。我没有钱上医院，只好去广场新华书店查看医药书。

书上说这是一种神经节疾病，平时潜伏在体内神经细胞中，在某些诱因激发下引起，如全身或局部抵抗力降低，遭受挫折等。分布沿身体的一侧皮肤周围神经作带状，伴有剧烈神经痛，治疗上以止痛、缩短病程和防止继发感染为原则，有的会有生命危险。

我疼痛难忍，不得不买来一大罐止痛片，大量吞服，常常还是痛得把头栽在床上打抖。终于冒着生命危险，挺了过来。

在那时，我一方面仍急于打官司；另一方面又恐开了庭，我的胸痛会坚持不住。当我多次忍受剧烈的疼痛找到程琳法官，她虽然比较热情，却总说好忙，人手不够，没有时间开庭。问其答辩状，江拖也没有提供，仅说刘焕宇同一个女的来过了几次。

我想，按照法律规定，普通程序是六个月，既然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再怎样拖也就只是六个月，也不怕开不了庭。

事实上情况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直到九月上旬，程法官才告诉我，已经把案件转到东湖区人民法院了，说是最高人民法院有个文件，问我知道不知道，凡是经过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劳动争议案件，都要到该仲裁委员会所在区的人民法院审理，而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地址在东湖区，所以案件现要转到东湖区法院去办。还说东湖区法院落实了会通知我，叫我最好是等过两个星期，再到东湖法院去询问，因为东湖区法院要等收到西湖区法院转去的款才会办理。

“江拖的答辩状是不是已经提供？”我感到情况有些突然，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