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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荡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们儿你行啊！居然能把7000/平米的房子装修成3000/平米的档次！一般人想做成这样都不容易！”并非我说话刻薄，实在是因为我那哥们儿品味不怎么样，叠床架屋，把一个好好的居住环境搞得令人生畏。这个装修房子的类比正可以形容当今某些大学的扩容。

语文老师都知道，教学大纲中有一条是培养良好的“语言思维品质”。而如今，一些名校因为扩容或者“升级”，放弃原有的名字，取而代之以俗不可耐的新名字。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暴发户的思维品质移植到了我们的大学校长头脑中？把一个好端端的、方正简洁的大学牌子给改换成民办大学的类似字样，这就不能简单的从笑话的层面上去理解了——端正的思维、读书人的品质，首先就从这个牌子上丧失。关于大学的改名，我只是举个例子；但这个小例子，就可以反映出当前学校思想的苍白和蛮荒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大学领导者都是这种境界，那大学的人文环境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斯文扫地矣！我只能说出这句话。

以前人们说“斯文扫地”，是指书生、知识分子受欺凌，是指读书人坚持公义公道而遭迫害。现在用人单位说“斯文扫地”，只能怨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习惯把“大学生”和“人才”直接等同起来。记得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同大学生对话时，一位学生提问：“怎样解决大学生就业时‘才非所用’的问题？”市委书记回敬了一句：“人才？在哪里？谁说的你们大学生就是‘人才’，配‘人才’这么一说还早了点儿吧？”而现在，这样一个层面的对话，也成了“中国校园简史”里的一个遗迹了。

思来想去，“斯文扫地”并非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执教育的人都该想一想：是谁造成了这种无比尴尬令人痛心的局面？这次你采写的“对应届毕业生说不”系列可以说是一个“低调俱乐部”的言论汇集；我的这篇言论，可以说是低调里的低调。我也希望有个答案。

采访后记

老冒跟我一直聊到凌晨才罢。他一再表示，“你到我这儿采访，我会给你一个‘走题’的东西；我不会告诉你应届毕业生比起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来存在什么不足；你也甭指望在我这里帮应届毕业生讨教到‘良方’。现在号称能让一个平庸之辈‘立地飞升’的戴提尼式的骗局太多。据说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曾经把这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好骗子，一种是坏骗子。说实话，我连一个‘好骗子’都不愿意做……闻切斋只‘闻切’，不开药方，也开不出药方……”后来老冒还谈到了自己的理想，说是曾和友人相约，将来办学校，做个校董，以圆自己未遂的梦。

当天我住在他家，有机会重新翻开那篇《大学一解》，这几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

……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须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