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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战略是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术，作战一方往往以一城一池为诱饵，诱敌深入，并在己方军队撤退时，把一切都毁坏，坚壁清野，断其后援，敌军即便进逼，也无处立足，从而在后勤上拖垮敌人。焦土战略在现代法律战争中也应用广泛。在达娃之争中，宗庆后作为娃哈哈实际控制者，可以从人、财、物方面掏空公司；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有企业的MBO，第一步都是将公司做亏，然后摊薄股权，纳国有资产入自己囊中。

法律战争中，对焦土战略的预防非常重要。通过对法规的运用，对证据的收集，加强实际控制，都是预防“焦土”的重要对策。在经济纠纷中，焦土战略并不道德，也属非法，但是，对之绳之以法有时候非常困难。

法律战争最终都要诉诸仲裁与诉讼。

许多企业家都知道，诉讼与仲裁还有另外一项作用，就是资产转移。从上个世纪开始，许多难以审批的转让项目，通过司法判决的强制执行力，成功得以“转让”，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技巧，在很多的场合非常有用。

决战战场与终极武器

当然，在法律战争的决战战场，应当确保仲裁与诉讼的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就是一个诉讼与法官决策的问题，必须按照战争规律行动，按照诉讼自身的规律办案。关于这一点，我浸淫多年，有一些心得，并集成《法官决策论》出版。诉讼结果在法官决策、判决中形成，其过程自然非常重要，在此不作展开，只提示几点：

如果诉讼不直接指向利益，诉讼就不是决战的战场，而只是突袭的战略。在分析“达能之失”时，我们不断地强调战略调整的问题，决战战场的实力对比决定战略目标的认定，并根据战果随时作出调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保证决战战场的胜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像达能那样一再修修补补，直至黔驴技穷。

一般来讲，诉讼具有非常特殊的程序，企业除了提供事实，听取法律意见，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与磋商外，不宜直接参与诉讼过程。但是，如果形势复杂，企业家自主挂帅的话——因为缺乏足以信托的律师，有的企业家隐瞒部分事实，不向律师交底，这样做当然很危险，企业家必须负责“协调”整个法律战争，切不可打自己的嘴巴，不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丢城失地；更不能顾头不顾尾，使得某处战场事实的认定成为新战役的导火索，从而恶化战局，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在法律战争中，对方可能操纵程序，造成周期拖长，打持久战。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家或者主管人员，一定要避免律师或者法务人员被“拖疲”。这是企业法务管理，与律师团队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事人当然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程序越到后来越关键，而人心越到后来越松散。打起持久战，民营企业对阵跨国公司或者其他大型企业，可能倒有好处：由于监督机制不到位，跨国公司与大型企业的法务部门或者律师，往往非常容易被拖疲，而人事变动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其办案质量。

若要获得胜利，需要在整个法律战争中（包括和平环境），一直保持清醒头脑，干劲十足，提高警觉性，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战争结果。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1）

资本逐利而来

国际资本带着光环与盛装，手持武器与权杖，来到消费品市场——类似中国与印度这种崛起的，拥有大量人口和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富有潜力的市场。

资本远涉重洋，来到第三世界国家，逐的是“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企业逐利的本质都旗鼓相当，采取的手段如同一辙，出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逐利的方法有几种，可以低价采购、来料加工，压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制造业（或者说是代工、出卖劳动力）微薄利润，一般压在5％以下。或者是获取优惠条件直接投资，直接经营，整合资源，设立外资企业，发展自有品牌，扩大自有市场。如我国一些世界级金矿由外资控股，股份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在股份比例的计算中，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将矿权计算在内。再一种是并购，利用资本撬动利润的杠杆并购，这就对被并购企业本来的规模、品牌、渠道、客户、利润有要求了。事实上，一家以并购为扩张手段的跨国公司，其最核心的竞争力包括三部分：品牌、资本和人。并购的鼻祖是GE的韦尔奇，韦尔奇的CEO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