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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的下半年，东线战场上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８月份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们几个营的兵力加在一起，只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打得只剩下不到一百个人。我看着成片成片的战友在我面前倒下，看着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他们不断的在我身旁转瞬死去，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苏联人在战场上的顽强绝对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后来，战斗变成了持久战，天气也越来越冷，补给却总是无法跟上。好几个营的营长都战死了，而且原来的编制也都无法再组成完整的建制，所以我这个副连长就被就地任命为连长，负责把几个残部收编起来，再组织战斗。

我们就这样坚持到了１２月，一次在一个小树林里，我们连和一支苏联的步兵小分队狭路相逢，经过几番恶战，双方把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没了弹药的我们就只能是肉搏战。那时，我和一个苏联的中尉扭打在了一起，被苏联那鬼天气冻得够戗的我行动远没有他们迅速，所以没打几回，就被他死死的压在了地上，他拔下枪上的刺刀朝我胸口这里砍过来，要不是我胸口处正好放着钢笔和笔记本，替我挡了一下，我肯定被他给捅死了！

当时我身上负了伤，疼得我心中发狠，就想和他同归于尽算了，于是趁他不注意抽出靴子里藏着的用来防身的勃郎宁手枪，给了他一枪，这才活了下来。天气很冷，冻得我身上的流出来的血没过多久就和衣服冻在了一起，没办法，为了活命，我只好把那个苏联人的衣服、鞋子全给剥了下来，穿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发生遭遇战的地方靠近波兰边境，这些年来，看过无数残酷的现实，我实在不想再打仗了！说出来我也不怕你嘲笑我是懦弱的胆小鬼，是逃兵，我当时真的就想这样，扮做逃难的难民跑回波兰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回到维也纳去找你们，所以为了怕被边境的苏联人认出我来，我把所有身上和德国有关的东西都摘了下来，扔在了那个苏联人的身上。

我白天窝在灌木丛里动也不敢动，到了晚上才敢出来赶路，可我身上有伤，又没吃没喝的，所以才走了一天，就昏倒在路上，被过路的苏联巡逻队发现了，把我当成苏联伤兵救了起来，可等我醒来，他们发现了我不会说俄语，知道我是冒充的，这才把我关进了战俘营。

我原本还不知道自己的笔记本遗失了，直到被抓进战俘营，脱光了衣服检查身体时，才发现我的笔记本不见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找不到那些东西了，可没想到，它们却被当成我的遗物给送到你们手上了。

我也知道万一两军事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扔在那个苏联人身上的身份牌一定会被当成我阵亡的证据的，到时阵亡通知书寄回家，你们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的。所以我在战俘营里伤都还没好透，我就千方百计的想逃跑，翻墙，挖地道，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我想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你们我还活着，可是每次我都没能成功，有一次，还被看守揍得半个月都起不来……

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告诉你们我还活着，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啊！如果早知道我当初扔的那块牌子会造成你们这些年来的痛苦，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就是死我也不会摘下来的！至少维罗尼卡也不会为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说着，赫曼痛苦的抱住头，埋首在自己的臂弯里。

“我们这三个人里，赫曼在战俘营里的时间最长，１９４２年年底的时候就在里面了，后来就是我，最后才是路易，只不过巧的是，苏联人把我们关在了一起，时间一长，我们也就成了朋友，在里面我们互相照顾，互相鼓励支持，否则也不会活到今天了！

要知道当初送进苏联战俘营里的人可有整整４万多人啊，可现在能活着回来的只有当初的１／４，我们在战俘营里什么苦没吃过，挨打和挨饿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每天强体力的劳动，开山，修路，还曾经被送到最寒冷的西伯利亚煤矿，每天在地下４００米的地方劳动。

那里离中国的满洲里大约有５００公里，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４０度！或许这对那些习惯寒冷的苏联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那里就象是地狱一样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这一批去的时候战俘共有２５００人，可回来的时候却只剩下了７６０个！

但是，恰恰就是这段象噩梦一样的经历使我，或者说使路易、使赫曼、使很多象我一样的老兵在回忆战争的时候心态变得无比平和，现在我最想感谢的人就是阿登纳，如果没有他，可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