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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国外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并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上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身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但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别人的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虽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出于谨慎，我又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同时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经叔叔这么一说，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惧，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终日惴惴不安。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有人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

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可是心里慌慌的，老是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落取”的人，对现实肯定不满，有走上犯罪的可能。结果语无伦次，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所长最后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我懊丧万分，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

恢心之至，我决心到边疆去，听说那里正需要人。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只要不再对我提起“过去”，我会干得很出色，只要信任我，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待续）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2）

放暑假了，老同学回来了，他们不忘旧情，经常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经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再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

支书这种坦率的态度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他甚至举了不少实例，要我学乖巧一点，不要太老实。应该说支书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才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一方面恍然大悟，一方面却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1959年12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要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