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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文、黄密、杨明、漆高儒、游琨、刘汉清、刘景星。王升当时在外地，没有参加。他们提前来到机场伫候，冒着凛冽的寒风呆着，没有一个人说话。

小蒋乘坐的皮尔克轿车开进了机场，车停住后，他握紧司机毛宁邵的手，深情地说：“宁邵，你今后若要钱用，找黄寄慈吧。”毛宁邵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开车，眼眶里不禁蓄满了眼泪。

“我这次离赣，确非自愿。”这是蒋经国的临别演说的第一句话。讲完这一句，这位演说家卡住了，大家沉默地望着沉默的他，只有风声呜呜在耳边刮过。

他望望送行的部属振作起来，又恢复了演说家的自信，沙哑着嗓子一气说下去：“日本鬼子的泥脚，已伸到我们新赣南的近壤，我曾向赣南的父老弟兄作了保证，誓死与赣州城共存亡，坚决保卫赣南的每一寸土地。早些时候，张治中将军不是前来作说客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要我去重庆，我因为舍不得离开新赣南，所以不去。现在敌情如此嚣张，我怎能离城而去呢？各位也不会支持我去做个逃兵，现在刘多荃将军衔命而出，挺胸承担赣州的防务，我只得暂时和各位告别了，以后，还会来探望你们的。”

虽然说得诚恳，真诚的歉疚和难言的痛苦溢于言表，因为人毕竟就要登机逃离了，因此大家听起来仍然是一篇官话，被离情别绪困扰着的人们振作不起来，客气的掌声稀稀落落，无精打采。

蒋经国的语音刚落，一队身穿黄呢军服，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脚登皮靴，胸前还挂两枚爆破弹的武士，鱼贯登机。原来这些美式装备的武士们，是来自重庆警卫团的一个排，接受“随时护航，安全返防”的军令，随机来到赣州接“太子”的。

蒋经国最后一个慢步登机，只见他频频回首，向送行的人群示意。人群也纷纷举起麻木沉重的手臂，机械地向他挥着。即将走进机舱的蒋经国，回首还想说句告别和鼓励的话，但他的眼睛已被眼泪模糊，悲愁离情已哽住了他的喉咙，他一咬牙埋头钻进了机舱。

不战而“飞”　人走政息（2）

驾驶员理解蒋经国此时的心情，腾空后座机盘旋机场上空一周后，方向北飞去，刹那消失在浩淼无垠又黑暗无边的夜空。据他的亲信卫士陈梅山回忆，蒋经国进了机舱就失声痛哭，哭得十分伤心，引发得所有随行人员都陪着痛哭了一番。

他不愿意离开赣南，不愿意放弃他在赣南正在推行的新政，不甘心他在赣南6年的艰苦努力因他的离去而付之流水。

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黄金机场跑道，这是他们预先部署的城防第一步。次日，又将水东浮桥解缆，彻底火焚。凡是城廓与近郊之间的通过要隘，一律设置障碍，并破坏桥梁和公路路面。从蒋经国走后，预定的城防措施并未按计划进行。刘多荃军长承担布防任务之后，也东返宁都去了，赣南警备司令部也就自然流产。那位被指定守城的团长不见踪影，也没有看到地方保安团队的一兵一卒和上街值勤的宪警。那时赣州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真空城”。当时城内至少有两万以上居民未及疏散。

2月5日晨，日军自五云桥分二路进攻赣州城，一路从西门入城，另一路从南门入城，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日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赣州城，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其打通赣粤两省交通运输线的目的。

1945年6月初，蒋经国向国民党政府辞去了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务。遗缺由他保荐的信丰县长杨明（曾任蒋的秘书）继任，从此，结束了蒋经国在赣州的任职。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在人治为主的旧社会，这是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悲剧。蒋专员也难逃这种命运。1944年底，小蒋的屁股就主要坐在重庆了，他兼了一段专员，便推荐自己的部属和亲信、信丰县长杨明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嘱托他把他留下的的事业继续办下去。可杨明没法办下去，身份声望能力都差得太远。杨明是浙江临安人，原在临安经商，当过临安商会会长，到赣州后，先当交易公店经理，搞得不错，取得小蒋信任，便官运亨通，一路升官成了蒋专员的接班人。但他毕竟是商人，非政治人才，当了官后专以做官为能事，干不了事也干不成事，蒋经国留下的主要事业——土地改革、儿童新村、正气中学、正气日报、新人学校，他都一一荒芜和停办了；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他更是无法“计划”，一概束之高阁，“五有目标”连讲都没人讲了。蒋专员的新政，到了杨专员手里，一概完蛋，统统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