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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女农艺师》、《收获》等，加上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于是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调到《红旗》替我，自己请创作假准备动笔写长篇。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高价点心。那时是十块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我的上司邓力群是支持我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正在写《###中苏关系》。我是文艺组的，这是重要文章，我要当校对。所以邓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态，批评我。

但我还是很快如愿到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那是风景区，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刘知侠，其他尽是些老作家，大多写过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打退堂鼓，心想如果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写出多少短篇呀，那才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要写长篇呢，从来没写过，万一写不好呢……

王主玉听到我的想法，就鼓励我，按计划去写。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早就在心里，只要一调，就跑到纸上来了。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想到山东昌乐东村的田守业一家，我忽发奇想，创造了一个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他也遭到同样命运，膝下又有两个儿子，大小整四条光棍。用在萧家，这句话正合适，在书里我写到萧长春有一个儿子小石头，加上他爹　，三条光棍苦熬日子。

在东村晒场、护秋的场景，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2）

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叫他们来取稿子。谁知他们并不热情，只淡淡地说，你什么时候下山，顺路捎过来吧。

看来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了很久却没有回音。正巧赶上《收获》复刊，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听说我写了部长篇便拿去看，看后立即要求先发。这时上海让我去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上海文艺出版社也要出我一个集子，我便去了上海。

忽然转念一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是全国唯一一家出版社，为什么非让他们出不可呢？于是打电话说我要换出版社，让天津出。

这时《收获》上登出来了，大家都说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后悔了，想出。我不给他们。

想来真难为情，真是笑话，那时年轻，办事也冲。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派人到上海来找我要稿子，我很冷淡。回来时，又去机场接我，我仍然坚持不给他们。

结果回到《红旗》就挨了批评。邓力群批评我，还有一个姓吴的领导说话更重，说我变坏了，让我立即准备行装，下乡“四清”去。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也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了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哪里知道，邓力群的夫人叫罗丽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没有这层关系，邓力群是不会批评我的。

最终，稿子还是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我要求调到北京作协，他们早想要我。邓力群不同意，他说《红旗》养得起专业作家，让我安心写作，有什么困难都帮我解决。但我执意要走，他便同意了。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