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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要了我的小命，一回回死里逃生。这个，你总知道吧？你还想逼我吃一辈子糊涂药、干一辈子糊涂事儿吗？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9）

不幸家庭里的孩子，神经受的磨炼多，一般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尤其是对父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哪怕极不显眼的一分一毫，也能够及时地觉察出来。尽管不太理解，不明白究竟，甚至没有能力言传表述，但他们心里总觉得清清楚楚，同时被影响和被左右着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大人称为“懂事儿”过早的孩子，起码我比别的同龄小伙伴们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削弱，反倒加强，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都可以不顾，得要面子！

母亲对父亲的本事，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父亲如若有志气、走正道儿，肯定是一块好材料。靠官派，能当高官；学买卖，能发财；即使还像以前那样，下窑挖煤出力，也能够积攒下钱，置买些家产，挺着胸膛回到老家去，过上不愁吃穿的体面日子……类似这样一些掺和着哀叹和抱怨的话，经常跟来串门儿的亲友们说，也断不了跟并不十分熟悉、没有什么交情的左右邻居说，甚至常常忍不住地跟幼小的我和姐姐唠叨几句。

父亲恰恰跟母亲拧着劲儿，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窑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撒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的，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母亲和父亲话谈不到一块儿，事儿也做不到一块儿，这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变化的明显特征。对这些，我和姐姐全然体会到了。对此我倒没有什么担心，只是每每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母亲在她生活追求的道路上碰了钉子，开始对父亲不满，开始对父亲冷淡，以至于对父亲完全失去信心。他们一见面，十有八回要抬杠、顶嘴、吵架，偶尔出现一些和睦协调的气氛，不仅时间短促，也是极为勉强的。母亲总是怀念父亲的过去，觉得别人家的男人个个都比父亲强。或者，总用合乎她理想而又被她尊敬的人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这就越发增加了对父亲的不满。为此她自己也很痛苦，出于报复，或出于宣泄，时时寻隙找茬儿把这痛苦分加给父亲。

9

不知是不是因为对父亲的失望，母亲一下子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她把我们送进了小学校，就是我一生之中进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正式校门口的教育馆。它似乎是由几个民众性的团体，或者福利性的组织操办起来的。

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随着日月的流逝，保存着的一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乃至忘怀。不料，到了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我五十多岁生日的前几天，忽然对它萌发起好感和强烈的怀念，我做了一次专程的“旧地重游”。可惜，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五十华里远的赵各庄镇，房屋倒塌大半，教育馆小学旧址也未能幸免。如今校门临街处，已经变成带点临时性的蔬菜门市部，残破的院子里堆积着货物。唯有我当年听课的那个教室的房基上，还遗留着一点点墙壁和铺灰地面的痕迹。我可能得算“胆子小、性格怯懦”的那一类孩子。我自尊心强，又“娇嫩”，所以在跟小朋友相处时，虽然也常跟他们闹矛盾，耍脾气，可是从来不敢打架。跟谁揪扯滚打在一起的事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有尝试过。我也骂过人，在被对方欺负苦了或气极了的时候骂，骂一两句，解解恨就拉倒，不会纠缠不休。如果骂到厉害凶恶的对手身上，见人家龇牙瞪眼、杀气腾腾地冲将上来，我绝不敢迎战。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