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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篷放下来，说她怕风，前面又遮上雨布。黄包车拉走了，走了很长的路，还过桥。天已经黑了，满眼零乱的灯光。霖生住在虹口一个陋巷里，家里就是他们夫妇俩带着几个孩子，住着一间亭子间。

霖生一到家，把曼桢安顿好了，就又匆匆出去了，到她家里去送信。她同时又托他打一个电话到许家去，打听一个沈世钧先生在不在上海，如果在的话，就说有个姓顾的找他，请他到这里来一趟。

霖生走了，曼桢躺在他们床上，床倒很大，里床还睡着一个周岁的孩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上糊着各种画报，代替花纸，有名媛的照片，水旱灾情的照片，连环图画和结婚照，有五彩的，有黑白的，有咖啡色的，像舞台上的百衲衣一样的鲜艳。紧挨着床就是一张小长桌，一切的日用品都摆在桌上，热水瓶、油瓶、镜子、杯盘碗盏，挤得叫人插不下手去。屋顶上挂下一只电灯泡，在灯光的照射下，曼桢望着这热闹的小房间，她来到这里真像做梦一样，身边还是躺着一个小孩，不过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了。

蔡家四个小孩，最大的一个是个六七岁的女孩子，霖生临走的时候丢了些钱给她，叫她去买些炝饼来作为晚饭。灶披间好婆看见了曼桢，问他这新来的女客是谁，他说是他女人的小姊妹，但是这事情实在显得奇怪，使人有点疑心他是趁女人在医院里生产，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了。

那小女孩买了炝饼回来，和弟妹们分着吃，又递了一大块给曼桢，搁在桌沿上。曼桢便叫她把桌上一只镜子递给她，拿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简直都不认识了，两只颧骨撑得高高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连嘴唇都是白的，眼睛大而无神。

她向镜子里呆望了许久，自己用手扒梳着头发，偏是越急越梳不通。她心里十分着急，想着世钧万一要是在上海的话，也许马上就要来了。

其实世钧这两天倒是刚巧在上海，不过他这次来是住在他舅舅家里，他正是为着筹备着结婚的事，来请叔惠作伴郎，此外还有许多东西要买。他找叔惠，是到杨树浦的宿舍里去的，并没到叔惠家里去，所以许家并不知道他来了。霖生打电话去问，许太太就告诉他说沈先生不在上海。

霖生按照曼桢给他的住址，又找到曼桢家里去，已经换了一家人家住在那里了，门口还挂着招牌，开了一爿跳舞学校。霖生去问看弄堂的，那人说顾家早已搬走了，还是去年年底搬的。霖生回来告诉曼桢，曼桢听了，倒也不觉得怎样诧异。这没有别的，一定是曼璐的釜底抽薪之计。可见她母亲是完全在姊姊的掌握中，这时候即使找到母亲也没用，或者反而要惹出许多麻烦。但是现在她怎么办呢，不但举目无亲，而且身无分文。霖生留她住在这里，他自己当晚就住到他姊姊家去了。曼桢觉得非常不过意。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中互相照顾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而他们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钱的人一样地为种种顾忌所钳制着。这是她来后慢慢地才感觉到的，当时她只是私自庆幸，刚巧被她碰见霖生和金芳这一对特别义气的夫妻。

那天晚上，她向他们最大的那个女孩子借了一支铅笔，要了一张纸，想写一封简单的信给世钧，叫他赶紧来一趟。眼见得就可以看见他了，她倒反而觉得渺茫起来，对他这人感觉到不确定了。她记起他性格中的保守的一面。他即使对她完全谅解，还能够像从前一样的爱她么？如果他是不顾一切地爱她的，那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争吵，争吵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家庭太妥协了。他的婚事，如果当初他家里就不能通过，现在当然更谈不到了——要是被他们知道她在外面生过一个孩子。

她执笔在手，心里倒觉得茫然。结果她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就说她自从分别后，一病至今，希望他见信能够尽早地到上海来一趟，她把现在的地址告诉了他，此外并没有别的话，署名也只有一个“桢”字。她也是想着，世钧从前虽然说过，他的信是没有人拆的，但是万一倒给别人看见了。

她寄的是快信，信到了南京，世钧还在上海没有回来。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从前曼桢常常写信来的，有一个时期世钧住在他父亲的小公馆里，他的信还是他母亲亲手带去转交给他的，她也看得出是个女子的笔迹，后来见到曼桢，就猜着是她，再也没有别人。现在隔了有大半年光景没有信来，忽然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沈太太见了，很是忐忑不安，心里想世钧这里已经有了日子，就快结婚了，不要因为这一封信，又要变卦起来。她略一踌躇，便把信拆了，拿去叫大少奶奶念给她听。大少奶奶读了一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