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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几口皮箱一个个搬到顶层的阁楼上，把阁楼的门上了锁。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拿钥匙，当我再回到阁楼上时，惊喜地发现有两只皮箱可以打开，其中的一只里面有一个粗皮的信盒，我用刀子割开，此人的秘密就这样完全落到了我的手上。里面装着许多珍贵的信件，大多是他在巴黎时收到或者写成的。对我最有用的是几份他写给英国某国务大臣的报告，以及该国务大臣的亲笔回信：这可是确凿的罪怔。如果透露出去不仅有损于大少爷的名誉，还会悬赏捉拿他。我一边看着这些文件，一边忍不住暗笑。我搓了搓手，竟然高兴地哼起了小曲儿。这时已经天亮，我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只是偶尔到窗口去看一看。外面的冰霜已经融化，大地又恢复了黑糊糊的模样，海边风急雨骤；大帆船确实起锚走远了，而大少爷（不管他是死是活）此时一定在爱尔兰海上颠簸着。

在此有必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补充一点，而这些补充的情况是事后设法侦察到的。侦察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们不敢公开询问，而私枭对我们是三分蔑视、四分敌意。过了将近半年我才确知大少爷还活着。好几年以后奎尔船长手下的一个喽啰发了不义之财，开了一家酒吧。我从他的口里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似乎是真实可信的。很可能私枭发现了用一只手肘在地下挣扎的大少爷，于是他们便朝四周张望，又看了看蜡烛，这才看清了他的手上满是鲜血，整个是一副傻样儿。看到有人走近，他神志清醒了，请求他们把他带上船去，不要告诉任何人。船长问他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他愤怒地高声叫骂，然后就不由自主地昏过去了。私枭们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他们暂时还要等待起风，把大少爷偷运到法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迟一点早一点都没有关系。再说，这些穷凶极恶的匪徒和他气味相投，知道他身上背着死罪，但又不知道他是干了什么缺德事给伤成这个样子的，大伙儿觉得救他一命也是尽了同行的一份义气。于是，就把他背上了船。他在途中醒了过来，船到达了法国的慈恩港，他上岸时已经恢复了健康。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谁也没有说起过决斗的事。时至今日，私枭们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在什么纷争中、被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击倒的。如果换了别人，我会认为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是他这么做，那就完全是一种高傲的表现。他无法承认自己竟栽倒在一个受尽了他侮辱、蔑视的敌人手里，这一点他在自己面前都不愿意承认。

六　家长里短

第二天早上亨利先生病倒了，我对此处之泰然，就像上次大少爷惹下的那场大祸一样。对于他来说患病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肉体上的痛楚毕竟比精神上的创伤要好受得多。我和亨利太太守候在床边，老爷不时地派仆人来探听消息，可他自己就是不肯跨过这道门槛。记得有一回二少爷病得几乎央断气了，他这才来到床边，看了看儿子的脸色，然后一仰头、双手上举，转身就走了。我觉得他这副样子很悲惨，表现了一种万事皆空、看破红尘的态度，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我和亨利太太守在这里，时间十分难熬。白天我们一起守候，晚上就轮换着去睡觉。我们给病人剃了一个光头，头上缠着纱布，他不停地晃动着脑袋，同时一双手老是捶打着床，舌头也闲不住，声音犹如潺潺流水，绵绵不绝，我听久了都觉得厌烦。更令人腻味的是他一个劲儿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琐屑：屋里屋外的各类事务、马匹牲口——他一再要人给马套上鞍，大概是误以为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骑马逃之夭夭吧——花园的浇灌修剪、鱼网的晾晒补缀、（最使我恼火的还是）清点各类账目的数额以及跟佃户的争执。对他的父亲、妻子和哥哥是绝口不提，只有那么一两天他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把自己当作小孩跟哥哥一起天真地玩耍。在他幻觉中大少爷似乎遇到了生命危险，只听他喊道：“救人啊！詹姆斯快淹死啦！——快来救詹姆斯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此情此景真是催人泪下。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亨利和我都感慨系之；不过大少爷在外闯荡江湖，而他却厮守妻子家园，大概心里有点不平衡，好像是故意要证实哥哥对自己的诽谤，装扮成一个死气沉沉、见钱眼开的蠢夫模样。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跟前，我会置之不理的。但是有太太在旁边，我不得不悉心倾听，同时端详着他妻子的反应，心里琢磨着二少爷的形象的确是每况愈下。天底下就我一个人还算了解他的为人，不过我可以肯定他说他还有一个知己。如果他一命呜呼、高山景行俱为世人遗忘，此人也会为他伤心断肠、哀悼不已；若是他劫后余生、重为烦恼所牵，此人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