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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建筑艺术的病症正以几何级数剧增，艺术只成了裹在骨头上的一层皮而已，悲惨地奄奄一息了。

①四邦大学指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的前身。

②马扎兰（１６０２—１６６１），意大利人，红衣主教，曾被路易十三任为首相。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景况又如何呢？全部离开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来归附于印刷术。随着建筑艺术每况愈下，印刷术扩展壮大了。人类思想本来花费在建筑上面的大批力量，从此全用于书籍。于是从十六世纪起，在建筑艺术败落的同时而壮大起来的印刷术，便与它进行角逐，并把它置于死地。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的天下已定，大功告成，坐稳了江山，可以欢天喜地，向世界宣告一个伟大文艺世纪的到来。到了十八世纪，在路易十四宫廷里长期得到休养的印刷术，重新操起路德的古剑，武装了伏尔泰，气势汹汹地猛冲过去，向古老的欧洲发起进攻，其实，印刷术早已把欧洲的建筑表现方式消灭了。到了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印刷术已摧毁了一切。直到十九世纪，重建才开始了。

然而，我们不妨现在要问一下，三个世纪以来，这两种艺术中到底是哪一种真正代表了人类思想呢？是哪一种把人类思想表达出来呢？是哪一种不但表现了人类思想对文学和经院哲学的种种癖好，而且还表现了其广阔、深刻和普遍的运动规律呢？是哪一种既不间断又不留空隙、时时刻刻与人类这行走着的千足怪物相迭合呢？究竟是建筑艺术还是印刷术？

当然是印刷术。可别搞错了，建筑艺术已经死了，永不复返地死了，它是被印刷的书消灭的，是因为它不能那么耐久而被消灭的，也是因为它过于昂贵而被消灭的。任何大教堂，造价就达十亿之巨。请设想一下，需要多少投资，方能重写建筑艺术这部书，方能重新在大地上星罗棋布地盖起千万座建筑，方能重返昔日的鼎盛时代，那时宏伟的建筑物成群，正如一个目击者所云，“仿佛这个世界晃动着身子，扔掉了旧装，穿上一身教会的白衣裳。”①

（格拉贝·拉杜尔菲斯）

一本书一下子就印好了，所费无几，而且还可以远为流传！人类的全部思想，如同水往低处流，都沿着这斜坡倾注，那又何足为怪呢？这并不是说建筑艺术再也不会在某个地方造起一座美丽的宏传建筑，一件单独的杰作。在印刷术统治下，确实还有可能不时看到一根圆柱②，我想那是由全军用缴获的大炮熔铸而成的，就像在建筑艺术统治时期的《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摩诃婆罗多》③和《尼伯龙根之歌》④一样，都由全体民众对许多行吟史诗加以兼收并蓄和融合而成的。二十世纪突然出现一位天才建筑家是可能的，正如十三世纪突然出现但丁一样。不过到了那时，建筑艺术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支配的艺术了。人类的伟大诗篇，伟大建筑，伟大作品，不必再通过建筑形式去修建，而是利用印刷就可以了。

①《尼伯龙根之歌》，日耳曼史诗，大约形成于十二世纪，长达九千多诗句。

②《摩诃婆罗多》，古印度的叙事长诗，计十九卷，共十二万章。

③指拿破仑铸造的旺多姆铜柱。

④原著在这里附有这句引语的拉丁文原文，因内容同一，故略。

从此以后，建筑艺术或许可能再复兴，但再也不可能以它为主了。它将接受文学规律的支配，就像文学过去接受建筑艺术规律的支配那样。这两种艺术的各自地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建筑艺术的统治时代，伟大诗篇固然寥若晨星，却有如雄伟的建筑，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印度的毗耶娑①冗长繁杂，风格奇异，难以识透，宛如一座巨塔一般，埃及东部的诗歌，好比建筑物一样，线条雄伟又稳重；古希腊的诗歌，瑰丽，安谧，平稳。基督教欧洲的诗歌，具有天主教的威严，民众的朴实，一个复兴时代的那种丰富多采和欣欣向荣。《圣经》好似金字塔，《伊利亚德》好似巴特农神庙，荷马好似菲狄亚斯。十三世纪，但丁是最后一座罗曼式教堂；十六世纪，莎士比亚是最后一座哥特式大教堂。

至此为止，我们所说的必定是挂一漏万，有失偏颇，但概括起来，人类有两种书籍，两种纪事，两种约典，即营造术和印刷术，也就是石写的圣经和纸写的圣经。这两部圣经在各个时代都是大大敞开着的，今天我们凝视它们，不免会缅怀花岗岩字体那种显而易见的壮丽，缅怀那用柱廊、塔门、方尖碑写成的巨大字母，缅怀那遍布世界的一座座人类筑成的高山，缅怀从金字塔直到钟楼、从凯奥甫斯②直到斯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