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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三个“西湖”，对于一个政府、一任领导，都是一项抓眼球的形象工程，都是一个显性的政绩项目。人来客往，领导下来吃个茶、听个曲；朋友过来睡个觉、同乐乐，都是不错的平台。但是，对于国计民生，那个年代，没有旅游业，没有为旅游业主动配套的第三产业，所以，其时，其景观功能对鸡的屁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一般，我们对于江湖河海的工程，都是从水利的角度去评判其的成败的，比如都江堰，比如郑国渠，景观是副产品，不是主导目标。对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湖而言，三西湖都不具有农田水利的功能。

杭州西湖是声称为了保城而疏浚的，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本来就与农业无关；颍州西湖与颍河的大支流泉河相连，泉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沙颍河支流，水量充沛，水流稳定，原是天然湖，在水利上，原有的蓄水防洪功能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非后人人力所为；而惠州西湖它更是与东江紧接，从大局看，它在东江之滨，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它南临南海大亚湾，所以，这里的水利之务，与惠州西湖也没什么大关系。

在交通上，同样能由对杭州西湖是湖而非河的本质出发看，颍州西湖与惠州西湖它们的苏堤及各桥，也主要是景观功能，没有本质上的大交通物流功能。何况，与杭州西湖比，颍州西湖那么细长，惠州西湖那么不规则，这交通问题本就不是苏轼的工作目的，他刻意是要有水、有船、有船娘、有花船满目。

其实，王木木知道，除了杨万里所说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西湖外，中国的三十六个西湖中与苏轼直接相关的西湖还有雷州西湖。

这雷州西湖就是广东湛江雷州的罗湖，始建于北宋，后因宋绍圣七年（1101年）苏轼从惠州贬移檐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两人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醉游山水，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掸寺休憩，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此书就。后，罗湖便因苏轼的“西湖”情结，也更名为“西湖”了。

看看这些“西湖”，劳民伤财后，功成名就后，苏轼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在杭州西湖，苏轼很是qing色满西湖的。西湖既成，苏堤既成，景观既成，官妓现成，旧好新生，自评“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于“政”“无术”，所以，粉他的人悠着点吧。

至于苏轼的“心”“在民”之“民”，并非是“忧国忧民”之“民”，所以，粉他的人别用这个当作盾牌来顶他。编织这面盾牌的“民”不是“工农兵”，也不是“农工商”，而是“仕僧妓”。

苏轼在杭州的在心之民，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不守本分追逐虚名无意念经的花心和尚；一类是红唇细眉腰肢苗条脸蛋姣好的漂亮小妞；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无聊透顶攀附风雅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他跟和尚玩，显得有品位，不在乎尘世俗名；他和小妞泡，显得风流倜傥，能激发创作热情，顺便消消内火；他文人名士们吹牛，则可以唾沫飞扬的大发牢骚，随意抨击时政，洒脱的嘲笑在京城搞变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虽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挡不住心怀天下之壮志，为后世同道、同好追捧。

比如，苏轼与参廖和尚玩，关于九十二级台阶的打赌；关于脱衣盘坐装神弄鬼；关于苏轼“世人不得见”的裸ti上“有黑子若北斗状”；关于《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关于到庙里去抱着猪蹄大啃特啃；关于与佛印“日以诗酒为乐”；关于自己的“闻香识女人”；关于新官上任时“营妓皆出境而迎”；关于与营妓做朋友短信不断；关于官妓相陪行乐；关于家蓄“歌舞伎数人”；关于家蓄歌舞伎n陪以“数个搽粉虞候出来答应”；关于《贺新郎》以“剧饮而罢”；关于《江神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类艳遇；关于“九尾灵狐，从良任便”与“色艺为一州之最”周生的“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关于“部使者知公颇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关于自己的“不胜杯酌”和“疲于应接”；苏轼在杭州是西湖小酒天天醉，喝伤了身体喝坏了胃，所以他很不客气地把人间天堂杭州称之为“酒食地狱”。

在杭州，苏轼还很荒唐地带着女人去调戏和尚。杭州的大通禅师，“操行高洁”，并有洁癖，“人非斋沐，不敢登堂”。而苏轼“一日挟妙妓谒之”。禅师生气，斥责苏轼。苏轼甩手写了一阕《南柯子》，劝大通禅师“山僧莫皱眉”，“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让妙妓唱给严肃的大通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