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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下的好事。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中，最为激烈的就是皇弟赵光义。其时，他已官拜晋王，成为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宋太祖可以对异姓将领产生怀疑，收回他们手中的兵权，而对自己的亲弟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半点防范之念。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这位御弟给搅得不明不白。他是陈桥兵变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这位亲弟的鼎力辅助，赵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宝座，还是一个未知数。赵光义先是为兄长谋取皇位，而后来便是为自己谋取皇位了。在令人生疑的“烛影斧声”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长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当隐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变”，结果入继大统，荣登皇帝宝座。当赵光义听说兄长要迁都洛阳时，心中不免十分焦急。与在洛阳长大的赵匡胤不同，赵光义从小生长在开封，对熟悉开封留恋开封；同时，他还担任过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开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一旦离开，权威将大大削弱。赵光义眼见得前面几位大臣的反对都不能动摇宋太祖的决心，便亲自出马了。只见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说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呵！”好一个在德不在险，他玩弄起谋略来似乎比兄长更胜一筹。赵匡胤一听，竟无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对。然而，等赵光义刚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8）

如果赵匡胤富有血性、威严专断，敢于碰硬，也就不会以沉默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妥协了。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仍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尽千方百计弥补挽回，这从宋陵葬于巩义即可得知。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赵氏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县），也不建在都城开封，而是选在距离洛阳故城仅只几十公里的巩义，可见赵匡胤用心之良苦。大臣一致反对迁都，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脑袋里转出一个极富机巧的谋略：巩义是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将皇陵建造于此，无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迁都的愿望，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付诸施行；同时，也是为后来的继承者定下迁都洛阳的调子，做出某种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祖的迁都之议确为一项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确方略。宋朝在此后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时刻处于慌乱无措、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后来也曾有过迁都之议，但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在一代弱于一代的继承者手中也就更难变成现实了。结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导致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耻辱，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三千多人被金人当作战利品掳往漠北。一行俘虏在押解出城时，太子不由得大声哭叫道：“百姓救我！”如果赵匡胤、赵光义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作如何感想？祖辈留下的隐患终于在后人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公正与奇妙。而遭难的后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却是百姓，他们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对遗留后患的祖先怀有一股无法掩饰的怨恨与愤怒。

而赵匡胤的暴死、早死对宋朝来说，也是一个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