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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振主张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权力的魔杖可以抵挡一切。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军士已有人饿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诡骂说：“军国大事，你懂甚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时才发现他的权力魔杖失灵，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消息传到北京，明政府大乱。有人主张把沿边军队全部撤回保卫首都，有人主张迁都南京。高级官员的眷属和富商，纷纷逃走。幸而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杰出的君主），他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坐上宝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谦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烂透了的武装部队，刷新政治，全国转呈新兴气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把朱祁镇活捉，高兴了一阵之后，简直不知道如何运用和如何处置才好。不过挟持着他沿边攻击，勒索一点财物。但后来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谦击败，就改变主意，于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国和解，接受巨额赎金，把朱祁镇释放。

也先接着把蒙古大汗脱脱不花杀掉，而且称蒙古大汗，沉湎在从中国得来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将阿拉刺死。蒙古诸部落乘机反攻，瓦拉部落崩溃，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直到二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才以分裂的“四卫拉特”局面，再跟中国接触，而终于被中国征服。

朱祁镇在瓦拉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作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摘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不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从这个观点，研究十二世纪宋王朝南迁后的局势，可以发现，赵构拒绝他哥哥赵桓回国，有充分的理由。没有人能保证赵桓回国后不像朱祁镇一样，发动政变。这是专制政体的另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一四五七年，朱祁钰病危，没有儿子，举朝感到将发生继承问题。宦官曹吉祥和监察部副部长（副都御史）徐有贞，集结私人部队和家丁，拥立朱祁镇。于黎明时分，夺取宫门，升殿复位。等到早朝，全体文武官员才发现坐在金銮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钰，而是故主朱祁镇。朱祁钰在病榻上听到消息，一惊而逝。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