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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我的祖先于汉代末期在蜀地做官，两代之后又回到河东，如今已经六代相沿袭，所以不应该算作蜀人。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是黄帝后代，而受封北方，难道也可以说是胡人吗？现今不认我们为郡中大姓，还有何脸面活下去呢？”于是，把手中之戟摔碎于地。孝文帝慢悠悠地说道：“那么，朕为甲，你为乙吗？”于是，同意列薛姓为郡之大姓，并同薛宗起戏言道：“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呀！”

帝与群臣论选调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治耳。”冲曰：“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傅说、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秘书令李彪曰：“陛下若专取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昶入朝。帝谓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之事，他问道：“近世以来，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不知道上古以来，分官列位，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梁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其人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不为人所知。然而，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之才能，但终归在德行方面要纯洁笃实一些，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傅说、吕望可以凭门第出身得到吗？”孝文帝再回答：“这种不平常的人才，旷世才有一二。”这时，秘书令李彪也说道：“陛下如果专以门第取士，那么对于鲁国的三卿季孙、孟孙、叔孙氏与孔门四科人才，是选择前者呢？还是选择后者呢？”著作佐郎韩显宗也说道：“陛下岂能使贵者世袭为贵，贱者永远为贱呢？”孝文帝回答：“如果遇有才识高明、卓然不凡，出类而拔萃者，朕也不拘泥于这一制度。”一会儿，刘昶来到朝中，孝文帝对他说：“有人说选拔官员要唯才能是重，不必拘于门第出身，朕则以为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则会清浊同流，混淆为一，以致名器不分，使君子小人没有区别，这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我们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第分为九个级别。九品之外，出身低贱而做官者又分为七等。如果世有贤才，可以升为三公。朕正担心贤才难得，但是也不可以仅为一个人而搞乱了我的典章制度。”

臣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臣司马光曰：选拔举荐人才的制度，先门第而后贤才这是魏、晋时期的一大弊端，然而历代相因袭，莫能改变。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出身世禄之家与布衣贫贱之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认识到的，然而，在当时，虽然以北魏孝文帝之贤，犹不能免于这一偏见。所以，能明辩是非而不受世俗之见影响人的实在是稀少啊！

＇3＇壬辰，魏徙始平王勰为彭城王，复定襄县王鸾为城阳王。＇3＇壬辰（二十八日），北魏调迁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为城阳王。

＇4＇二月，壬寅，魏诏：“群臣自非金革，听终三年丧。”

＇4＇二月壬寅（初九），北魏孝文帝诏令：“群臣中如果不是武将，要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

＇5＇丙午，魏诏：“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耉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

＇5＇丙午（十三日），北魏孝文帝诏令：“国都附近七十岁以上者，于暮春之时到京师举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初三），孝文帝在华林园宴请群臣以及贵族中退休的老年人和士中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