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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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