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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也。今代都新迁之民，皆有恋本之心。扶老携幼，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食无石之储。又冬月垂尽，东作将起，乃‘百堵皆兴’、‘载南亩’之时，而驱之使擐甲执兵，泣当白刃，殆非歌舞之师也。且诸军已进，非无应接。若降款有实，待既平樊、沔，然后銮舆顺动，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轻举，上下疲劳；若空行空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气，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谓亮曰：“公辈在外之时，见张旗授甲，皆有忧色，平居论议，不愿南征；何得对上即为此语！面背不同，事涉欺佞，岂大臣之义，国士之体乎！万一倾危，皆公辈所为也。”冲曰：“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帝曰：“任城以从朕者为佞，不从朕者岂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贼，无乃似诸！”澄曰：“臣愚暗，虽涉小忠，要是竭诚谋国；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帝不从。

很长时间，曹虎的使者再也没有来联系请降之事，孝文帝招集公卿士大夫们议论行动与否的问题，有的认为不宜于行动，有的则认为可以行动。孝文帝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朕不知所从。如果想把行动与否的利弊得失讨论明白，应该分立宾主，互相引发，共同探讨。以任城王和镇军将军为主张留下的一方，朕为主张行动一方，诸位听取各方意见之长短得失，哪方所见高明就听从哪方的。”众人都说：“很好。”于是，镇军将军李冲首先发表意见：“我们认为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我们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情况多有不明，所以不宜于轻率行动。”孝文帝紧接着反驳道：“曹虎投降一事虚实如何，确实还难以判定。如果曹虎投降是虚假的，朕也可以借此行巡视、抚慰淮水一带，访查探问一下民间疾苦，使那里的百姓知道朕的仁政善德之所在，以便让他们产生归顺本朝的心思。如果曹虎之降属实，而我们若不及时加以接应，就会坐失时机，有负于他一片弃暗投明之诚心，无疑将毁败朕的宏大计略。”这时，任城王拓跋澄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遣使者来联系，其中之诡诈是显而易知的。如今从代京新搬迁到这里来的民众，皆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居住房屋尚没有一间，食物储备没有一石，而目前冬季将尽，春耕生产即将开始，正是《诗经》中所说的”兴建屋室“、”耕作南亩“之时。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仗，被迫地面向敌人的刀枪，流血冒死，这样的出征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况且，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互相接应。如果曹虎投降属实，就等待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舆前往，为时并不晚啊！如今即要轻举妄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果落一场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贼军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司空穆亮却认为宜于行动，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一种态度，言不由衷呢？当面背后看法不一，这已经关涉到欺君佞上之罪，难道这样就是大臣的忠义、国士的品格吗？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孝文帝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佞上，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一定都忠诚吗？常言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又说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是出于一片竭诚之心，为国家而计虑。不知道所谓‘大忠’者，又出于哪一种根据？”孝文帝没有听从。

辛亥，发洛阳，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李冲兼仆射，同守洛阳。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赵郡王斡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勰将宗子军宿卫左右。休，逞之玄孙也。戊辰，魏主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曹虎果不降。

辛亥（十一日），北魏从洛阳发兵，以北海王拓跋详为尚书仆射，留下来统管朝中之事；使李冲兼仆射，固守洛阳。又以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使赵郡王拓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始平王拓跋勰率领皇族子弟兵担任左右侍卫。崔休是崔逞的重孙子。戊辰（二十八日），孝文帝到达悬瓠。己巳（二十九日），孝文帝诏令寿阳、钟离、马头三地的军队把所掠夺的男女都放归江南去。曹虎果然是诈降。魏主命卢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