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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12＇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12＇夏季，四月，辛未（十三日），宰相李德裕乞请辞职，退居闲散的职位。唐武宗说：“你每次提出辞职，都让我十来天心神不宁，现在，朝廷的大政方针还都没有安排就序，你怎么能辞职呢！”

＇13＇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13＇当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指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的罪行，仇士良也向朝廷上言，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的动向。唐武宗即位以后，刘从谏把自己一匹高达九尺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拒绝没有接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大怒，杀掉了这匹良马。从此以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