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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的素质不同，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不同，同样信仰减退，有的人叛降，有的人却仍然死战到底，即使同是屈服，有些人是“舍命救部众”，有的是只求保命，不求封赏，有的却不惜调转刀口，大杀昔日的同袍，虽然叛降终究都是可耻的，但后人看待他们时，心理上多少会有一些区别对待的。应该说，即使在朝政紊乱的最后期，大多数天国将士仍然出于种种信念和目的，面对洋枪洋炮和屠刀，血战到最后，我书中的谭绍光、吴习玖、唐正财、许斌升，还有那些叫不全、叫不上名字的将士们，正是其中的典型。

但即使这些死战到底的人物，我同样写了他们的缺点，比如谭绍光和吴习玖的地域狭隘观念，吉四的死要面子——吉四这个人和那份不成体统的文书，至今保留在档案里——，唐正财和许斌升水战经验的落伍等等，陈坤书在这部书里只出场一次，慷慨陈辞，誓死血战，但实际上他也动摇过，只不过因为苏州杀降，让他一下领悟出投降一样也活不成，横竖是死，不如死得英雄些，否则，是战是降，恐怕难说；即使书中一直加以褒扬、而且没正式出场过一次的忠王，我仍借李鸿章和他幕僚的口，对他的奢侈腐化给予了一定讽刺（李鸿章的那些道白许多都是他的原话）。必须公证地指出，仅仅天王一方面的乱政，并不足以导致天国短短数年的由盛转衰，土崩瓦解，上面那些将士，那些构成天国大厦的栋梁砖瓦的腐朽异化，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就是如此残酷，有时候，个别人一个小小毛病不适当场合、不适当时机地爆发，就足以摧毁某个决定性的环节，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史载谭绍光在被杀前几分钟，还当着那八个即将叛变的人大谈广西人的忠贞，大骂三江两湖的忘恩负义，时人笔记中记载他被杀后一连几天，叛将们的部属高喊“三江两湖弟兄速来杀尽广西佬”，在城中肆意烧杀掳劫，他这种不必要，不讲策略，不分时机场合的意气、地域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本已一触即发的矛盾，并让原本已经很混乱危险的局面最终陷于不可收拾。

书中出现了一些洋人的形象，有些朋友质疑我美化了他们，其实并非如此，这部书里的戈登看似风度翩翩，慷慨激昂，其实相当阴险叵测。起先他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怂恿雷纳德劝降，实则是希望减少自己的伤亡而坐收其功，后来他明明看出郜永宽与会凶多吉少，却出于私心仍然暗示他们应该赴会，八人被杀后表面愤怒莫名，带队开拔离去，看似示威，实则借机远离是非，同时积极和本国官方联络，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大本国在华利益，同时坐收各人的名誉和实惠，而且，本文通过李鸿章和程学启的对话，揭示出他们的掳掠抢劫，并不亚于淮军，苏州之所以没动手，不过是降兵降将们的贿赂已经把他们的私囊装满罢了；

同样，清方那几个杀降主角中，程学启的动机，一是自己也是降将，不欲别人功倨己上而失宠，二是希望借杀降满足自己和部下劫掠的贪欲，对于李鸿章来说，担心的主要是四王四天将拥众自保对自己的威胁，但作为巡抚和统率，他却不能自己跳出来杀降，所以在书中他看似处处含糊其词，实则步步留了心眼，没有他的暗中调动，程学启杀降是很难做得这样利索的。整个清方和洋人阵营里，真正蒙在鼓里的傻瓜，在这部书里，不过只有郑国魁和雷纳德两个人而已。

对于八个本想苟活而最终“辱死”的人，他们的投降正如程学启所言，是在天国败局已定，苏州失陷只是时间问题的背景下投降的，对于清方，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偏偏他们还自作聪明地拥众自保，其最终被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更可说是咎由自取，可怜、可恨亦复可悲。

此书中涉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洋枪洋炮、土枪土炮和冷兵器杂用的战争场面，历史上，太平军一直比清人更重视西洋武器，这和他们处于劣势，渴望借助某种事务扭转局面有关，也和他们较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无关系；书中唐正财临终的遗嘱，慕王对野战炮的

珍视，众人对飞而复来号轮船的仰望，都反映了这一点，不过我仍然通过比王康王的对话（轮船走了无妨，忠王不能走），表明了相对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