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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1763＇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

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弁度，都可

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

辜负他的信任。 选择，没有选择 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

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 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 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崇祯十三年（13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 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 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　＇1764＇

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

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　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 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 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

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 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 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

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 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

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 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

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 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