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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

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

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

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

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

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

熟时再结算呢？

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

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

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

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其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

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国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

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

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度，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

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

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认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

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

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

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

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

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

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

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

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

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

们不放弃也不迫索（但是要计算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

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是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

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

中最令人讨厌的行为。

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

设”的权利了。

2．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而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议中日青

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国青年联欢。由此可见，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

定中国的轨迹。三千青年来中国，其形式可能有点矫情，但决没有虚情假意。

当时，我尚在上海华东师大做老师。在日本青年即将到达上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