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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路要端详。

这是要求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要侵犯了百姓的利益。曾国藩要求部队扎营都住自己的帐篷，不要进占城市的店铺，不要进驻乡间的村庄。不要高声喧哗，不要推开挡道的路人。扯菜喝茶都要付钱，更不能强迫百姓来搞搬运。

对于拉夫这一条，曾国藩特别叮嘱军士们切不可为。他说，你把别人家的男人拉走了，一家人都会哭哭啼啼，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眼泪都会哭干。而地保也会趁机从中敲诈钱财，把任务分派到各团和各都，有人派人，无人派钱，没钱就把骡马和猪都牵走，闹得鸡犬不宁。曾国藩夸张地说，这样一闹，连水塘的鱼也会吓死几条。

第三号令要严明。

最后这一条，是要求军士们遵守与百姓有关的纪律。他禁止军士随便出营，因为出营就会学坏，就会为害百姓。军士无事出营，不是讹诈钱财，就是调戏妇女，或者邀集流氓地痞去喝酒。喝醉了碰到百姓就打，遇到店家就发火。百姓出了血吃了亏，还不敢声张，又怕军爷不高兴，赶紧拿钱去赔罪。

为了百姓能够安宁，曾国藩要求湘军军士服从号令。陆军不许出营，水师不许上岸。在家做良民，从军当好兵。他说，不抢不淫，是官军与贼匪的根本区别。如果官军也淫抢，就跟贼匪没有两样。这种丑名声传了出去，百姓会心酸，上级会皱眉。上司不发军饷，百姓不卖米盐，湘军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爱民的军队大家都喜欢，扰民的军队人人都讨厌。军民如一家，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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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冬天，湘军阵营里又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安徽庐州人李鸿章加盟湘军，为湘军今后的发展和延续，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庆幸的一件事情，也许就是他在1845年初次会试落榜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1858年，咸丰八年（17）

曾国藩当时身患肺病，居住在北京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人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一条“经济”，也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李鸿章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和帅远铎等人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奉旨办团练，李鸿章也于1853年跟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函告李鸿章，对这位弟子寄予殷切的期望。

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李鸿章结束了为时五年的团练军事活动。

李鸿章在本年携带家眷逃到南昌后，寓居其兄李翰章处。冬天，他本人投奔曾国藩设在建昌的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五岁，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时值李续宾三河战败之后，湘军急需补充人才。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入营襄助，是非常欢迎的。但他深知这个安徽弟子自恃才高，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遇事沉不住气，真要独当一面，需要经过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湘军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和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才肯用餐，便逼着李鸿章起早床。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告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曾国藩大谈“挺经”。

曾国藩如此苦心孤诣，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在潜移默化。他自己说，他追随过许多老师，但没有一位老师能像这个老头子如此善于教诲，随时随地，针对每一件事，都有所指示。他还说，从前辅佐过一些大帅，茫然不知方向，到了曾国藩这里，犹如得到了指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这个预言家，对李鸿章给予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