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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之间不顺利的会见已经影响了苏中之间的核合作。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代表对核专家们说，赫鲁晓夫走了，你们也收拾行李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深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连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考虑怎样来加紧有关工业的建设。那时许多工程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面临的中心的问题是如何以加紧建设来催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要着急。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时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件事，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的建设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他也让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建设速度，以此来促使苏联设备的及早供应。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14。不理他们这一套（5）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派我和袁成隆马上下去，先到兰州铀浓缩厂，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自力更生往前走，趁着要撤还没撤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责任。今后怎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表面上还得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比如说铀浓缩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这些都要预先想到，请教专家，尽可能心中有底。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这方面的生产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可能是我们的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