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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疲倦了，英雄主义衰退了，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寻觅觅、追求索娶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得到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悠闲，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了出来，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稳居于社会，并且已稳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也是这样的要求。

时代需要保证，保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在拿破仑垮台后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真是再简单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马罗马人。

②伊弗它王（Roi　d'Yveto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不过了，它认为世问所有都是它给的，给过之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什么也不能享有，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小树枝，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了那么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收回来。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明白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赐予的。

它满腔怒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不可遏，我们采用一个不大好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常用而准确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发现了。

它以为自己很强悍，因为帝国在它面前象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移走了，它却不知道它自己也正是那样移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以为自己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其实它打错了算盘；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全部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非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活在人民中。形成这些深入土地中，生机勃勃的根须的，绝非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四处伸展，王位底下却没有。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家族，是历史上一个明显和流血的伤疤，但它已不是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抛弃，确也把它抛弃了二十二年，同样有办法继续存在下去，而他们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　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发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培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想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大多数谬见导致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承诺，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令人感叹！它所谓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躁畸，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以为自己打败了波拿巴，已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觉得机会来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出现在法兰西的政治舞台上，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的根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崩溃了。它的崩溃是应该的。可是，也应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在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