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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重视引起了又一轮红学热,并以绝对的权威主导着红楼梦研究的倾向,就是内容而言,就是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和其反映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的规律,就是方法而言,就是*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可以说,这是建国至1976年之前红学的主要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亲笔写下这封信,一是因为李、蓝二位小青年向权威挑战,非常符合他的“造反”精神,二是因为*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真的对红学这样感兴趣和重视。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牛鬼蛇神了。

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周汝昌先生洋洋巨著〈红楼梦新证〉在香港出版,1998年国内华艺出版社再版。关于这部书的价值,周汝昌在华艺版的〈总序〉中说:

“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只看引用书目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叹了… 此书的首创性和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 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识: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1976年以后,《红楼梦》研究步入新的历程,一是1976年《红楼梦学刊》创刊, 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为红学的研究开辟了两个最重要的阵地;1989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成立,使红楼梦研究有了正式的机构,不再是散兵游勇;二是红学家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红楼梦》,并出版了大量专著,如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吴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浅探》、郭豫适的《红楼梦小史稿》、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 红学在国内外都日成显学;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

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

许多非专业人士加盟红学是此时期红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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