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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已有了22年的参政议政的经历。55年的政协史我几乎参与了一半。时间漫长而又觉短暂。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我将来要写回忆录的话，这个过程与这段人生体验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因为其重要而又宝贵，我不愿轻易示人，想留待以后仔细叙述。但既然接到约稿函，又觉得应邀写稿是我的义务，况且来函也说的很清楚，不用长篇大论，只要3千字即可，因而匆匆写下下面的一些文字，以作为人民政协55周年的纪念吧。

1983年我参加第六届人民政协大会时才46岁，刚从劳改农场平反出来不久，当时我们文艺组都是文学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很多还是文革前的老政协委员，我既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年轻的一代，又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学生，不敢在小组会上贸然发言，只能聆听老师们高谈阔论。那时，小组会的发言多半是通过对“文革”的控诉来表述对未来改革的期望。我听来，我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比起老人们的苦难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那种对祖国的忠贞和对党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一天，小组秘书突然通知我到中南海的统战部开座谈会，与会的还有十几位政协委员。初识阎明复同志，谦和直率，有彬彬君子之风，座谈会气氛融洽宽松，我也不揣冒昧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大意是：中国共产党有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决心和魄力，而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自身。改造自身应首先从改变自身的党员结构开始，现在的中###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文化水平相对说来较低的工农群众，几乎百分之六十还是识不了多少字的农民，靠这样的党员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我建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要让知识分子在党员中占多数。这样，中国共产党因党员结构的变化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我谈的大题目是“改造共产党”，很敏感也很吓人。作为一名新的政协委员，可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谈了也就谈了，抱着既然要我说，就一定要说真话的态度。而没有料到的是，不久之后，我们自治区宣传部就找我谈话，说我的发言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还作了批示。转眼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了。我就是在当年的“七一”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报刊杂志上掀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文章接二连三，一时间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好象又要搞什么中国人所熟悉而又深受其害的整人“运动”了。国内外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无不敏感。这个话题是那年“两会”期间的热点。当时，在文学界中，我是一名最有“争议”的作家，如有“运动”我必首当其冲。大概是考虑到如果由我出面澄清一些疑问，可能对海外媒体有点说服力吧，于是那届政协会就由我与马烽、###才、邓友梅四位作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海内外记者采访。可是这对我们每一人来说都是难题，说赞成“反自由化”是违心之论，说不赞成则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果然，当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问到中国作家对“反自由化”的态度时，我们四人面面相觑，但又不能“无可奉告”，我只得模楞两可地说，“我相信中国作家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在政治上肯定会进一步成熟。”第二天，各报都在头条位置报道出来，朋友们都说我回答的得体。不久，这场风波就烟消云散，中国文坛又复归平静了。

作家参政议政，不像做实际工作的各级官员或科技界、企业界、卫生教育界委员那样常常有具体的建议和提案，说好听点是“宏观”，说不好听其实是坐而论道，务虚多，务实少，所以一般来说采取的是小组发言的形式。这么多年来，我作专项提案较少，但每次大会中的小组会上还算是积极发言者之一。至于大会发言，只有1983年代表文艺组作过一次。而我在每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也都受到领导人的重视，这是我深以为荣的。譬如“对贫困地区要将输血型救济变为造血型帮扶”的问题，“城市化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条出路”的思路，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这些事情就有过陈述。到90年代，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对“西部大开发”的难点和障碍；对我国目前的教育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情况；在注意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更要注意改善我国的人文生态环境；要在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同时争取将我国建成一个文化大国的问题等等，我在小组会和联组会上也有过发言。最近几年，因为我个人在创办和经营镇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