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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说。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里的口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习惯，实际上凡是讨了漂亮女人当老婆，没有几个男人不怕的。幸亏我当时没有马上说话，才有了抵赖的余地。

我相信在这种事情上必须抵赖，必须旗帜鲜明地抵赖，才有可能最后让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错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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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周家梅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有抵赖的余地。

要命的是这支口红，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里，看起来像一个惊叹号，我的脑袋里装满了问号：把它栽赃到谁的头上去呢？我绞尽脑汁，首先想到我老妈，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后，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装终于回过神来的样子，这时，我没有合拢的嘴像一个大大的句号，我恍然大悟地说：“哦，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个老粉子红姐留下来的。”

我解释说，今天下午我刚回家，王建南就打来电话，说要借我的房子幽会，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别人合租房吗？不太方便，这红姐是“洞洞舞厅”的地下舞女——

为了让这个谎言像是真的，王建南当天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捡到一只口红。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带着红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许他一个人进门。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说当时很糊涂，本来俩人在客卧里！但后来他和红姐发生了争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给她钱一笔钱，红姐在舞厅挣钱不多，还都被老公打牌输了，但红姐坚决不接受王建南的资助，而且一直哭泣。后来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妆台补妆，俩人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吵来吵去，以致于她最终就把口红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红姐才终于想起——

我知道这都是王建南瞎编的，但他说得十分动情，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感动。围绕着这支口红，他和红姐之间的“真情”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最后，周家梅在家里批评了王建南一个晚上。让红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个男人要有上进心，要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怎么能到“洞洞舞厅”那种地方鬼混呢？甚至说要介绍一个正经女孩给他当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点头称是，从来没这么谦虚过。

第二天，我请红姐和王建南吃了顿火锅以示感激。那天以后，就也没见过那位红姐了。

“口红门”事件虽然平息，但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此，周家梅总是固执地认为，连王建南都堕落到去泡“洞洞舞厅”了，至于我，更不知坏到哪里去了。

就算我无数次地表忠心、献爱心也无济于事。

那一年初夏之后，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远不如以前频繁，很多时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样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更重要的事，我没有了心理负担，对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来越淡。

后来，我们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过不了三天，我就会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悬河，她最终只好选择回到我身边。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终于一无反顾地离开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狠下心来和我一刀两断，会不会是她找到了新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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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成都春光明媚，草长莺飞。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踏飞花落舞筵，杜甫描述的成都春色早已远去，到了现在，如果有女人问我这两句诗什么意思，我会告诉她前一句说的是吃鱼头火锅，后一句说的就是吃燕窝。

的确，成都很像一个贪图享乐、爱慕虚荣的女人，她只有两副面孔：富有或者贫穷，其它一切都可以装进这两个萝筐。在这座城市里，享乐也是一种荣耀，爱情也是一种虚荣。

所以我觉得，要让周家梅回心转意，我必须发财，必须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星期一，我义无反顾地向新跨越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我们新公司的第一单生意上。

刘至诚的“波士顿花园”快要开盘了，我们要在广告界立足，这个楼盘的生死存亡，也就是我们“诚东文化”的生存关键。

这段时间，我和王建南天天在办公室加班，忙得不可开交，泡粉子的时间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