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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